解离性身分疾患是许多由创伤所造成的精神疾病中的一种,虽然有些人主张遗传因素可能也有关系,并且质疑童年创伤的重要性被过度宣扬,但愈来愈多的证据却显示,早年的性创伤在许多精神疾病的致病过程中扮演着主要角色。例如在一项澳洲的双胞胎研究中,自述在童年曾经遭受性虐待的妇女,成年后罹患重郁症、自杀、品行疾患、酒精依赖、尼古丁依赖、社交焦虑等精神疾病的比例,以及成年后的被强暴率和离婚率都显著提高,这个研究和其他样本数较大的研究雷同,也发现到某些种类的性虐待特别容易引起精神疾病,其中最容易引发精神病理现象的便是涉及性交的虐待,这项研究也证实了受性虐待的男性和女性在长期的不良后果上相当类似。
即使创伤迟至青少年时期才发生,仍旧会产生许多心理、社会上的负面影响。在高中年纪的女孩族群里,物质滥用、使用泻剂或催吐等不健康的体重控制方法、危险性行为、自杀以及怀孕都与约会有关的性暴力或身体暴力有关联,麦克米兰等人发现在7016名完成自评量表的加拿大安大略省居民中,许多精神疾病,譬如焦虑症、酒精滥用与依赖和反社会行为,都和童年时期受虐有关联性,其中女性受害者的忧郁症与非法药物滥用或依赖的比例,都较未曾受过虐待的女性显著为高,男性个案中则没有这样的现象。
然而,大部分的专家也都同意,单只有创伤一项因素尚不足以导致解离性身分疾患。克路福提出一个包含四种主要成因的理论: 一、面对创伤的当下必须具有防卫性的解离能力;二、创伤性的生活经验,例如身体或性暴力,压倒性地超过孩童的调适能力与一般的防卫机制;三、在次人格形成的过程中,解离作用采取的具体形式受到许多现存题材的影响与型塑;四、缺少可以提供慰籍,帮助个案从创伤中恢复的照护者或重要他人,使个案严重缺乏可阻隔外来刺激的屏障。
上面的理论架构告诉我们,创伤尽管是造成解离性身分疾患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显而易见的是,并不是每个童年时期经历过虐待的人后来都成了多重人格患者。精神动力方面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更进一步地明了这种病症产生的原因。就和其他病症的产生一样,内在心灵的冲突与缺陷等概念,对于了解解离性身分疾患来说相当重要,创伤经验可能来自各种不同主题下的冲突,例如与施暴者共谋的愧疚感,或是对于乱伦中伴随着性冲动的罪恶感等。
尤有甚者,在若干有幻想倾向(fantasy prone)或可暗示性极高的个案身上,解离现象也可能在没有创伤的情况下发生,因此解离现象不能与童年创伤经验简单地划上等号。有一种可能性是:解离作用在创伤与精神疾病的生成间扮演了某种中介性的角色。在一项收集了114名由政府监护的小孩与青少年的研究中发现,解离和性虐待的关联性要比身体虐待大得多,也和比较多的症状、较频繁的危险行为和较差的功能相关;换句话说,解离可能在其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可以作为严重精神症状的预测或中介因子。
纳许等人强调,如果仅是对自述曾遭受儿童期创伤的妇女进行回溯性研究,并无法确立创伤与成年时期精神症状间的因果关系。他们收集了许多有关虐待所造成的不良影响的研究,分析后发现,大部分儿童时期性虐待受害者的精神症状,都可以归因于更一般性的致病性家庭环境,然而他们也强调,性虐待本身仍然使得个案变得比较脆弱,比较容易将自己视为坏的或是有缺陷的。尽管纳许和其研究团队并未主张说在家庭本身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受到性虐待无法单独促成心理疾病,但他们也明白指出,他们“对于精神病理学的创伤理论采取怀疑立场,认为将创伤所造成的急性的与长期的影响,尤其是后者,都归咎于单独的事件,这是忽略了在创伤幸存者的生命中,还有其他许多社会或认知的中介因素存在。”
依附理论有助于更进一步地理解孩童期性虐待的影响。在一项收集了92名乱伦幸存者的研究里,依附形式与侵害的严重程度两者,各自对于创伤后压力疾患相关症状以及人格疾患的产生都有显著的影响,其中侵害的严重程度和成年后的依附关系没有显著相关。这项研究同时也发现,被拥有父亲形象之加害者所侵犯的女性,拥有安全依附关系的比例,也比被不具父亲形象者所侵犯者为高。只有两个典型的创伤后压力疾患症状——侵入性的想法以及回避与侵害本身有关的回忆,可以用受虐的严重程度来解释。研究者因此下结论道,创伤经验本身以及关系情境各有其独特的长期影响,乱伦幸存者中所观察到的某些长远的、深具破坏性的影响,似乎和家庭的背景环境以及个案对于亲密关系所赋予的意义相关。
孩子的依附现象几乎完全受到亲子关系所影响,遗传因素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似乎很薄弱,即将为人父母者对于依附关系的概念,能够预测接下来婴儿与母亲之间,以及婴母与父亲之间实际发生的依附关系,这就好比是为人父母者,心中早有一个亲密关系的运作模式(working model),可以决定亲子间所发展出来的依附模式安全与否。更甚者,母亲对于他者心智状态的反思能力,也可以作为婴儿与父母之间关系的预测因子。能够运用内在表征的父母,相对于反思能力薄弱的父母,他们的孩子能够发展出安全关系的比例高出了三到四倍。
创伤与依附的相关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些受过严重创伤的个案在反思自我或关系体验上,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这些个案因为无法应付施暴者某些令人难以承受的面向,转而打乱了自己内在的感觉与想法。这些研究同时也印证了克路福理论中的第四项因素,亦即若干孩童尽管曾经遭遇过此类不幸,倘若有愿意照顾他的成人帮助,发展出利用内在表征理解自己或他人想法的心智化能力(mentalization),也许可以避免精神病理上进一步的发展。
解离性身分疾患的自毁行为大多都可以从精神动力的观点来理解,在这类患者以及许多经历过乱伦或孩童期虐待的个案身上,我们可以发现到“重复受害”(revictimization) 的行为模式。举例来说,这类个案往后惨遭强暴、从娼以及被治疗者性剥削的比例也都较高,值得一提的是,这里头似乎存在着性别上的差异,被侵害的男性较容易认同侵害者,从而在日后成年时侵害他人,而女性则比较容易依附于侵害他们的男性,使得自己甚或是下一代继续受害。
通常遭受父母亲虐待的孩童家庭环境中都缺少可以抚慰他们的照顾者,来消解创伤带来的伤害,因此他们只好转向施虐者寻求关怀,这种特殊的客体关系往往延续到成年之后,比方说,寻找伴侣的时候便可能重蹈覆辙。受暴者往往宁可相信拥有施虐的父母总比完全失去双亲来得好,如同俗话所说的,认识的恶魔和不知道来头的魔鬼相较之下,前者比较不可怕些。关系中的可预测性能够帮助他们抵御被抛弃的威胁,创伤关系一再重复,也是受害者希望能够主动掌控受害经验的一种尝试,受虐者意图在类似幼时创伤、超乎自身控制范围的经验中,寻求控制的可能。 74/156 首页 上一页 72 73 74 75 76 77 下一页 尾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