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对记忆的重新认知之后，我们可以了解，想要像考古工作一般，从过去的遗址中挖掘出创伤记忆的证据，是大有问题的。这种做法往往也是反移情的产物，治疗双方在其中形成一种共谋关系，使得个案得以避免向治疗师直接表达出攻击性或愤怒，治疗者也得以避免自己认同那个残虐的内射体，笔者曾将此一现象命名为“对于加害者的去认同”。这种做法带出的记忆，实际上可能反映了患者被治疗者影响后的无意识经验。促使个案恢复创伤记忆的另一项困难在于，在事件发生当下的解离性疏离状态中，可能根本没有东西被记录下来，因此回忆也只是虚谈或建构出来的记忆，是个案为了取悦治疗者，而产生出来的有意义的治疗材料。
再者，自传性或外显的陈述性记忆上的改变并不是治疗进展的必要条件。治疗者观察并诠释无意识中形成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同样也受到无意识内在客体关系模式的影响，与这些模式一致的回忆便可能会被活化，但是这些恢复的记忆最好仅被当成真实性难以确认的附加现象。最重要的是，透过对于既有无意识样态的洞察，在与自我或他者的关联上发生了改变。此外，与治疗者的互动内化之后，便会产生无意识中的转变。
治疗者必须清楚地向个案传达这样的讯息，创伤记忆的恢复并不是治疗的目标。如果治疗的目标在于恢复记忆，那么典型具有记忆功能障碍的解离性疾患患者，并非理想的个案。比较合理的目标应该是帮助他们恢复正常的心智功能，尤其是反思与心智化的能力，使他们对于自体或他者可以产生连贯一致的内心表征，透过与治疗者所建立的强大依附关系，创伤受害者得以受益于治疗者的反思能力，进一步理解在两人当中发生了什么，从而内化对方的反思历程，把被解离掉的部分重新带回意识层面之中，形成更具有连续性的自我。也许只有一部分的解离性身分疾患个案可以完成次人格的统合工作。
治疗者必须要避免自己陷入“历史真实性之仲裁者”的角色，记忆永远是幻想与真实的复杂混合体，聆听这些故事，治疗者必须带着一种非批判性的好奇心，不要被迫陷入非黑即白的真假判断之中，克路福提醒我们，治疗者必须要避免“表现出被吸引、惊喜、兴奋、迷惑、相信或不相信的样子，以及任何可能促使次人格想要进一步证明其真实性的意见表达。”
我们可以把治疗中的移情－反移情发展当作是某出戏码中的一个个场景，主角包括：受害者、加害者、被理想化而无所不能的拯救者，以及置身事外的母亲等四个角色。这些两两成对的互补角色，透过心理治疗中建立的移情与反移情的活化，在治疗关系中双方不断地游移震荡。前三种角色的互动模式比较能够预测，透过投射性认同作用，聚合了狭义与广义的反移情，当创伤历史在个案的叙述中浮现，总会有某些强大的力量拨动治疗者的心弦，促使他想要成为个案未曾拥有过的好父母，修补他们过去经历的创伤。
这种在心理治疗初期经常遇到的受害者－拯救者模式，其实是大有问题的，个案所认知的治疗者动机，和治疗者自己的认知往往有所差距。孩童时期经历过创伤的个案往往假定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加害者，因为他们没理由不这么想。虽然治疗者跟患者保证不会伤害他们，但患者往往无法信任治疗者的保证。保证也许会让治疗者感觉比较好，不过却很少能让患者好过些。由于曾经在关怀的假面下遭受剥削，他们很难不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待专业所伸出的援手。
大部分的解离性身分疾患个案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从来没有关照他们的称职父母，能够设下清楚的代间界线与限制，使他们从中得到帮助。因此专业治疗环境中所设下的界线很可能会被他们视为残酷的拒绝，他们可能会要求延长治疗时间、身体碰触、治疗者的自我揭露或全天候的服务等，来证明治疗者对自己的关怀。然而一旦治疗者越过了界线，治疗便注定要失败，尝试变成个案父母的替代品，忽略了哀悼的需求，也引发虚假的希望，好比只要找到适当的人选就可以找回失落的亲子关系。当治疗者试图满足个案日益增多的要求来证明自己的关怀时，个案也会感受到自己在对方心目中的特殊地位。治疗解离性身分疾患时，迟早都会发现，大多数患者总觉得自己有权利在当下得到过去事件的补偿，倘若索求进一步增加，治疗师很快就可能会感到自己被折磨。透过内射与投射性认同的机制，角色有了转换，治疗者反而变成受虐者，而个案成为施虐者，内化于个案心中的残虐内射体当家作主，受害者的自体被投射到治疗者身上。尤有甚者，因为对于由此而生的厌恶与痛恨感到罪疚，治疗者反而更容易认同个案作为被害者的自体表征；察觉到这样的发展，个案可能会指控对方不够关照自己，为了否认在对方过分要求下所产生的嫌恶感，治疗者必须加倍努力地证明自己的动机纯粹，此时治疗者也许因为感觉自己终于被“逮到了”，而努力隐藏心中的不快，情势发展到了这种地步，承认自己的极限也许是处理反移情问题最有效的方法。
这出肥皂剧的下一幕便是对应于个案日益升高的需求，治疗者也无所不用其极地满足他们，在所有的治疗尝试都失败之后，最后的高潮便是治疗者大胆地跨越界线，摇身一变成为加害者，而个案再次成为受害者，重蹈孩童时期创伤的覆辙，其中最悲剧性的一幕——不幸也是很常见的——莫过于治疗双方的性接触，其他常见的例子还包括残暴的言语虐待，为了提供慰藉而让个案坐在治疗师的大腿上，“重新抚养”对方，带着个案在家庭聚会中出现等。在上述情境中，治疗师因受挫而生的愤怒往往得以被全盘否定。整件事情因企图拯救而开始，最后却以剥削和虐待终结。
许多解离性身分疾患个案有某种“习得无助感”，觉得无论自己做任何改变都不能扭转命运，每当进入某个困境，他们便假定自己无路可逃，这类患者缺乏对自身掌控权与能动性的认知，就像克路福所形容的“坐以待毙的鸭子”一样，默默承受治疗者的虐待与其他跨越界线的侵犯，以满足治疗者自己的需求。
受害者、加害者与被理想化的万能拯救者这三种角色互动，是解离性身分疾患患者在心理治疗的内射－投射过程中，最戏剧化的一幕。前面提到的第四个角色，即置身事外的母亲，往往以更隐微的方式出现，个案经常会在治疗者的沉默中体验到这个角色，同时感觉到对方的漠不关心与拒绝。对应于这样的感觉，个案可能觉得自己彷佛不存在似地，亦即彼格拉斯与毕格思称之为“负向乱伦”的现象，由于母亲未能阻止丈夫与自己的女儿发生关系，受害者产生死寂与虚无的感觉。 77/156 首页 上一页 75 76 77 78 79 80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