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自杀身亡之后，医护人员可能会对自己未能实时警觉到某些危险的迹象而感到内疚。尽管在自杀的短期或长期危险因子方面，已经累积了非常多的研究，然而，要预测个别的病人会不会自杀仍旧非常困难，哥斯坦等人收集了1906名罹患情感性疾患的住院病人，使用危险因子的数据，利用阶段式的多重罗吉斯回归分析发展出一个统计模型，然而这个模型却没有办法成功预测任何一个病人的自杀与否，最后研究者只好不甘愿地承认，即使在高危险族群中，仍旧无法依靠现有对自杀的了解来预测自杀。在一般临床情境中，预测立即的自杀危险仍要靠对方的口语表达，或是能够观察到一些明显带有自杀意图的行为，治疗者毕竟没有读心术，不需要为了在个案缺乏口语或非口语表达的情况下误判情势，而感到自责，甚至贬低自己的能力。艾索梅沙等人的研究发现，在571 名自杀成功的案例当中，只有36% 的比例在接受精神科治疗的过程中曾透露他们的意图。
忧郁症合并自杀的处置通常包括药物治疗或电痉挛治疗。应评估几个自杀的危险因子，包括无望感、严重的焦虑、恐慌发作、物质滥用、最近的压力事件、财务问题、失业、独居、离婚或配偶死亡、男性、超过六十岁等。如果患者已经有了确定的计划，看起来也像是要立刻采取行动的样子，那么住院接受治疗有其必要；如果自杀的危险性没有那么急迫，可以找家属或亲密他人来协助处理。个案是否有可能拿得到武器也必须要列入评估考虑之中，一些文献回顾显示出枪枝等武器的可取得性与自杀的危险有显著的关联性，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与个案保持固定联络，而物质滥用方面的问题也必须要加以探问。在严重焦虑或恐慌发作的情况下，须考虑使用benzodiazepine类的抗焦虑药物。心理治疗则可以给予额外的帮忙，使我们能够了解个案为何要自杀，他们期望死后会发生什么事。
动力观点的临床工作者一般来说都会同意，如果治疗者落入想要拯救患者免于自杀的幻想里头，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严重自杀患者往往有个很重要的心理需求，便是希望有个无条件给予爱的母亲来照顾他，有些治疗者失之于企圆满足对方的这种幻想，而满足患者的所有需求，最后变成不论早晚、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得接听个案的电话，即使是在休假中亦然。他们可能一周七天每天都安排会谈，甚至不顾一切地为了满足对方无止境的、与忧郁症有关的需求，而与患者发生性关系。这一类的行为印证了海丁曾经指出的，自杀患者最致命的特点便是把挽救自己生命的责任转移到别人身上去。在企图满足个案节节高升的要求时，治疗者共谋构筑着患者的幻想，彷佛真有一个与众不同、愿意无条件付出的母亲在那里供人予取予求。然而，治疗者不可能无止境地维持这个幻象，企图这么做的治疗师，终将让患者陷入幻灭，更增加了自杀的危险性。
有些治疗者掉进了拯救者的角色里，他们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中认为自己可以提供别人给不起的爱与关怀，进而像变魔术一样地把个案的死亡企盼转变为生存的欲求。这类的幻想是个极大的陷阱，海丁曾经说过：“个案经常隐藏着这样的动机，希望能够证明治疗者无论做什么都不够，如果治疗者把自己当成是救世主，反而会蒙蔽了自己，看不到个案已经把执行死刑的任务丢给自己。”当治疗者努力地理解与分析个案自杀欲求的原因，而不是把自己紧紧地和对方绑在一起时，对个案的帮助反而更大。
治疗者必须要留意理想化的移情。当个案期盼拯救者的出现时，这类的移情关系特别容易出现。事先预料到它的出现，早点诠释移情中的失望，可能会对治疗有所帮助。有些治疗师会坦然承认自己没有办法阻止个案自杀，但是愿意提供机会来了解为何患者认为自杀是唯一的选择，通常这种坦承有稳定局面的效果，能够促进彼此合作。
明确地区分治疗(treatrnent)与处置(rnanagernent)是很重要的，后者包括持续观察、身体约束、移除危险物品等措施，这些举措尽管可以避免患者有机会将自杀意念付诸行动，却往往无法避免个案继续藉由伤害自己来解决问题，反过来说，所谓的治疗——包括药物治疗，以及以了解个案自杀的内在与外在因素为主的心理治疗，才是能够处理自杀欲求的有效方式。
自杀行为所引起的反移情会对治疗产生严重的阻碍。有些治疗者把责任完全推得一干二净，一点也不想要照顾有自杀危险的忧郁症病人，而那些愿意照顾的人，却又常常觉得自己存在的价值被对方的自杀意念给一笔勾消。事实上对治疗者来说，个案的自杀是一种终极的自恋创伤，与其说他担心的是个案的人身安危，倒不如说是害怕自己成为众矢之的。治疗者也常常对别人讲一套，对自己说的又是另一套，也许在别的治疗师面前说自己不须为个案的自杀负责，私底下却十分自责，这种表里不一往往和假定别人会因此而批评自己有关。
面对严重自杀个案的治疗师，常常会觉得自己被病人的一再否定给折磨得相当不堪，恨意的反移情往往于焉而生。治疗者可能会产生一种无意识的期待，希望个案不如早点死掉算了，这么一来这场折磨才得以终止。马士伯格和布依发现敌意(malice)与厌恶感(aversion)是最常见的反移情反应，如果治疗者没有办法忍受自己对个案施虐的欲望，这些反移情反应便可能见诸行动。上述两位作者指出，尽管对治疗者来说敌意可能更难以接受，厌恶感却是比较危险的，它可能会使治疗者忽略个案，让个案有机会自杀成功。在住院情境中，“忘记”遵照医嘱上所要求的时间间隔去探视病人，可能就是反移情的表现。
反移情的恨意必须要被接纳为治疗自杀患者经验的一部分，这样的反应往往是因病人的攻击性而生。对临床工作者来说，自杀的威胁就好比是悬在头顶上的一把利剑般，令人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掉下来。同样地，个案的家属可能也会有类似的遭遇，深怕一不小心犯了什么错、说错了什么话，就得负起害个案真地去自杀的责任。如果这种反移情的恨意被治疗者扬弃与否认，然后投射回到个案身上，此时个案除了原先已经存在的自杀意念之外，又多了来自于治疗者的谋杀欲望。此外治疗者也必须好好地处理另一种反应——反向作用，在此种防卫机制下，治疗者反而会产生拯救的幻想，无所不用其极地预防自杀的发生，瑟席尔斯对此曾经提出若干忠告：
自杀病人会利用自杀作为威胁的手段，引发治疗者的内疚与焦虑，如果治疗者没有办法意识到自己内心应运而生的谋杀欲望，反而透过反向作用把自己变成一个万能的治疗者，不断地增加限制性的防范措施，病人可能因此会感受到极大的拘束；很吊诡地，表面上看起来最殷勤地保护病人免于自杀的医师，反而可能在无意识里把病人逼到最后一个可以展现自由意志的角落，那便是结束自己的生命。 62/156 首页 上一页 60 61 62 63 64 65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