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将焦虑归类为一种疾病，而非视其为一种无意识冲突所决定之必然症状，我们或许会因而忽略了焦虑作为一种调适能力的这个层面。在担忧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时，会激发出高度创造性的思考。问题的解答往往在忧虑中浮现，而健康的自我怀疑也和忧虑有关。如果单单将焦虑视为一种必须以精神药物将之去除的问题，那么人类的心灵将蒙受重大的损失。
在梅宁哲基金会心理治疗研究计划中，35位病人里有18位在中止精神分析以及心理治疗后焦虑提高，即使这18位病人中的13人是经过中立的评估者判定为已达到实质的改善。在评估这些结果时，研究人员将病人分为原发焦虑，也就是对病人而言是一种混乱失序的焦虑(类似恐慌症)，以及讯号焦虑，这种焦虑也许是一种调适反应。这些学者发现，在动力取向的心理治疗之后，病人对焦虑的忍受度增加了——焦虑的忍受度定义为有能力经历焦虑，而不须去释放它——这也反映了自我的增强。许多在治疗后有改善的病人，显示出在处于焦虑状态下，有效运用概念能力来拮抗焦虑的能力大幅增加。研究者做出以下结论：单凭治疗后焦虑出现与否，并不足以评估疗效。这有可能是自我对于焦虑的掌控性增加，使个人更能够以直率坦然的态度，来面对生命中固有的存在性挂虑。焦虑可以是具有调适性的，也可以是调适不良的，那些认为应该去除所有焦虑的说法，从临床和生命历练的角度来看，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在精神分析理论中讯号焦虑的概念，也得到了神经科学证据的支持，最近关于无意识之心灵运作的研究指出，对预期中的危险而言，讯号焦虑具有警讯的作用。当研究中的受试者在无意识状态下观看脸部图片时，同时测量脑部活动(事件关联电位)以及皮肤电活性。实验的第二阶段则是制约，当受试者在有意识状态下观看令人厌恶的脸部图像时，手指也接受不舒服的电击刺激。因为这些脸部图像是在有意识状态下接收到的，所以受试者会知道在这些令人厌恶的脸部图像出现几秒钟后会有轻微的电击。在实验的最后一个阶段，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先前已经制约过的图像刺激(也就是令人厌恶的脸部图像)在没有电击刺激的状况下出现。在这最后的阶段中，在原先出现该出现的电击时间点之前，脑部活动会呈现明显的慢波；而在出现令人愉悦的脸部图像时，就没有这样的脑部反应。研究人员注意到，这些脑部活动的慢波，是一种预期性的波，是在无意识中所引发的预期反应。换句话说，即使并非在意识中接受到这些令人讨厌的脸部图像，而是在无意识中接收到这些讯息时，脑部依然预期将会受到电击。这种生理反应可被理解为是一种心智历程——譬如预期心理——的指标，显示出预期的心智状态可以在人类无意识的状态中被引发，这也为讯号焦虑的观念提供了重要而关键的证据。研究反映了另一项事实，有些焦虑一开始或许是因为预期之害怕情境而生的无意识反应，随后才逐渐进入到意识的察觉中。从这个观点来说，焦虑具有调适性的功能，警告个体即将到来的危险情境，好让人能够处理掌握它，以避免危险。
最后应提及的问题是DSM-Ⅳ-TR中的焦虑性疾患。研究者与临床工作者中有愈来愈多的意见认为DSM-Ⅳ-TR 中的焦虑症过于虚幻且不切实际。焦虑症之共病研究发现，病人多半有两种以上的焦虑性疾患，而不仅有单纯特定的焦虑症诊断。因此，欲发展完整治疗计划的临床工作者必须牢记，治疗的焦点应该不只是放在特定一种焦虑性疾患上。此外，泰勒等人主张，精神官能症的核心临床症状，其实是焦虑和忧郁的混合体，再加上特殊的人格病理现象。在临床上，这种精神官能症的整体图像可能更为贴切，将它分门别类成数个不同类别的焦虑性疾患，在治疗策略上并没有什么显著的意义。
恐慌症
虽然恐慌发作通常只持续几分钟，却对病人造成莫大的痛苦。除了历经令人惊慌的生理症状如哽塞感、头晕、冒汗、颤抖与心跳加速之外，恐慌症患者还经常会觉得世界末日就在眼前。多数的恐慌症患者也同时患有惧旷症(agoraphobia)(害怕处于难以逃脱或极度困窘的情境)。因为恐慌症会反复发作，所以病人通常也会有次发性的预期性焦虑，时时担心不知何时何地恐慌症会再度发作。伴随有惧旷症的恐慌症患者，通常会限制自己的行动范围，避免自己处于恐慌发作却难以逃离现场的悲惨情境。
恐慌症看来或许并无心理层面上的意义。它的发生似乎是突如其来的，没有明显的环境或是精神层面的诱发因子。也因此，动力取向之精神科医师的角色通常——同时也是令人遗憾地——在治疗病人上，被视为无关紧要。然而，有显著比例的恐慌症患者，其发作是因为精神动力学的因素所造成，也因此对于心理层面的介入措施会有反应。精神动力取向的临床工作者应该详尽探索恐慌发作时的情境，以及每位患者的病史，以摆定心理因素如何产生作用。
虽然神经生理学的因素在恐慌症的研究上令人印象深刻，然而，这些观察在解释致病机转(pathogenesis)的时候，比在解释病因时更有说服力。没有一项神经生物学的研究可以解释究竟是什么引发恐慌症的发作。在某个先导研究中，一位独立客观的精神科医师研究者接连和九个恐慌症患者进行精神动力取向的会谈后，得以确认出每个病人在恐慌症发作之前，都存在着有意义的压力来源。这些压力来源往往和患者被期待的程度产生变化有关。常见的是在工作职位上所受到的期待不同了，另外，患者失去了生命中的核心角色也同样有关。许多失落事件跟孩童时期的经验有关，像是对父母或是其他重要他人的依附受到了威胁。在这些患者中，另一个常见的压力来源，就是在他们的感受中，父母是威胁型的、喜怒无常的、批判型的、控制欲型的和苛求型的。更深入地分析会谈过程，可以发现患者在童年与他人的交际焦虑、在亲子关系中得不到支持，与被困住的感觉等，有某种模式存在。对大多数的患者而言，在愤怒和攻击性的处理上有很大的困难。
在这些探索性的研究中，许多观察发现都已被其他实证研究所确认。相较于对照组，恐慌症患者在发作的前几个月，有较高比例曾经经历生活压力事件，尤其是失落事件。在另一个关于恐慌症患者的对照研究中，在发病的前一年里，恐慌症的患者不只经历了更多的生活压力事件，并且对此感到更深的痛苦。在一项针对1018对女性双胞胎的大规模研究中，恐慌症与双亲分离或死亡两者均有显著关联，早年和母亲分离特别和恐慌症有关。米罗等人发现在有些病人身上，恐慌症可能是源自人际失落的结果，是一种伤恸反应的复杂形式。一项针对51个恐慌症病人的评估中，有47% 的病人疾病发作是在遭逢重大人际失落后的六周之内。 64/156 首页 上一页 62 63 64 65 66 67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