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个案诸多生命叙事的同时，治疗者也得注意移情、反移情和阻抗等现象。个案与治疗者形成什么样的关系，或是引发了治疗者什么样的感觉，可以提供一些线索，去猜测个案在治疗情境外的关系模式，而阻抗则反映了其他情境下个案可能的防卫机制。藉此治疗者才能涵盖个案的早期发展问题与当前处境，了解压力事件蕴含的意义，对个案的困扰进行整合陈述。
整合陈述的目的在于提出下列问题：究竟是什么事件引发了忧郁症的反应?个案在哪方面的自恋企求上遭受挫折?个案最主要的“意识型态”为何?到底谁才是支配着个案，使个案为了他而活的重要客体呢?个案从谁那里得不到期待的回馈与反应?在攻击性与愤怒之外，个案是否也带着罪恶感呢?如果有的话，是谁让他这么生气?在寻求自体客体反应的过程中，个案是否曾经受挫?个案是属于依附型的忧郁症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治疗的重心便会围绕着人际关系打转；相反地，倘若他属于内射型的忧郁，有关自我定位与自我价值的议题便更形切要。
在治疗者忙着倾听个案的生命述事，试图整理出可能的动力观点解释时，个案可能已经发展出移情关系了，借用艾瑞堤的话来说，在原有的支配性他者之外，治疗者成了“支配性的第三者”，在原来的那段关系里出现过的问题，如今也都可能在治疗关系中重现。艾端堤指出，在治疗之初，要形成治疗性联盟关系，治疗者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要配合对方的期待，如此才能促使病理现象在治疗关系中重复出现，当然，在数据收集足够之后，治疗者便可以采取更为表达性的治疗方式，去诠释个案反读出现的“支配性他者”模式。艾瑞堤是这么说的：“患者必须要意识到自己不晓得该怎么为自己活，他从来不曾好好地倾听自己，遭遇情绪上的困境时他游移不定，他在乎的只是从支配性的他者那里得到认可，得到爱与赞美，以及被别人照顾。”有了这样的理解之后，个案可能会感受到对支配性他者的怒意。
把这种宰制着个案的“意识型态”揭露出来之后，下一步的工作便是要帮助他找到其他可行的生存方式。根据比布林的说法，作法大抵不出这两种，其一是修正原本过度理想化的期望，使之变得比较容易实现；其二则是彻底抛弃它，以其他的目标取代。在个案急于寻找新目标的同时，他对治疗者的依赖也会跟着提高，倘若这时候治疗者很快地给他们答案，不会变成一种共谋，反而会加深对方的低自尊感，让他们觉得自己真是没用。当个案希求治疗师给个答案时，治疗者应该把问题还给当事人，同时向他们解释其实他们已经只差临门一脚了。
精神动力取向的核心在于给患者的忧郁赋予人际关系上的脉络和意义，遗憾的是，个案对此往往冥顽不灵,他们多半会坚持自己的忧郁症像是凭空而来一般，除了归咎自己之外，和其他人都没有关系；谨慎地处理移情－反移情关系可能是突破此类阻抗的关键所在，不管在住院或在门诊的情境底下，个案的内在客体关系以及他们与他人建立关系的方式都会不断地重现，忧郁症患者尤其是如此。在治疗的过程里，治疗者可能会感受到失望、愤怒，有时候想摆脱患者，有时候则想要拯救对方，还有各式各样的情绪都有可能会出现，别忘了这些感受可能也是个案身边的人曾经有过的感觉。人际关系层面很可能是引发忧郁或是使忧郁持续下去的重要因素，为了检视这部分的影响，治疗者必须要建设性地利用反移情关系，取得对方的合作。许多忧郁症患者久病不愈的原因往往是因为被闷在性格的死胡同里，一再地重复原来的客体关系模式，动弹不得。
K 先生是一位可敬的化学家，四十一岁时他因为一场严重到想自杀的忧郁症而住院，还在门诊看病的时候，他就用过了所有的抗忧郁药，也接受了药物的血液浓度测量，但是全都没有效，住院的头几个礼拜他接受了电痉挛治疗，结果还是一样。他一直抱怨自己是因为某种脑中的化学物质不平衡才会如此，而将其修复是医师的责任。他的症状包括自我怀疑、无价值感、睡不着觉、没办法工作、没办法专心、对未来没有希望等，他觉得过去曾有的成就都没有意义，他的状况让妻子没有办法专心工作，事实上他也常常要求她的安慰，然而每次只要她讲了一些比较正面的话，他的回答一律是以“没错，不过……”这样的句型开场，似乎在责备对方没有抓住重点，于是久而久之连老婆也变得灰心起来。
起初负责他的住院医师和其他医护人员都尝试去分担他的挫折感，然而K 先生先是要求别人满足自己的需求，继而又对别人的建议与洞见嗤之以鼻，治疗团队的成员无不因此感到无能与疲惫。每次晚上值班住院医师巡房的时候，K 先生都会花很多时间跟他们讨论自己的状况，他会罗列出所有吃过的药物，自己解释起神经传导物质在疾病中扮演的角色，然后要求对方给一些建议，对于这么一个看似伶俐、学识丰富的患者，住院医师通常都会花上不少时间来跟他讨论，希望可以帮忙解除他的痛苦，然而没有一次例外，不管医师说什么他都觉得没有用，讨论到最后，医师每每觉得自己好像白忙一场，只能拖着被吸干精力的身体离开。
治疗团队向他们的督导报告这些困难，督导指出个案如何在治疗情境中重现内在世界的过程，透过扮演“拒绝帮忙的牢骚鬼”，个案重现了某种内在客体关系，其中的角色包含了长期处于痛苦之中、受害的自体表征，以及无能、无用的客体，藉由一再重复这样的关系，K 先生得以折磨身旁的每一个人，由于童年时期母亲未能给予满足而累积的巨大愤怒，也因此得到发泄的管道。
请教过督导之后，治疗的策略有了重大的改变，住院医师以及有关的护理同仁们从原先抱持的英雄主义中脱身，转而征求个案的协助，希望双方可以一起来了解究竟这是怎么一回事，于是个案的身分从一个被动的治疗接受者，摇身一变成为主动的参与者，必须对自己的内心进行更深入的反省与理解。
澄清了治疗情境中见诸行动的客体关系后，社工师也向他的太太解释了这些从动力观点出发所得到的理解，使她原先的罪恶感得以减轻，同时也明了丈夫的症状其实来自于过去未能解决的童年经验，是一种过往在当下的重现。当治疗团队的成员不再像K 先生的内在客体表征那样地响应他时，他的反应也随之有了改变。一开始他对于自己要为自己的一切状况负责感到非常生气，然而住院医师向他解释道，每一种药物都已经试过了，接下来便要靠自己努力，看看自己为什么会卡在绝望里头出不来。治疗策略的改变也等于给了个案一种全新客体关系的可能性，虽然一开始他有些顽固，后来还是做了很多心理探索。K 先生终于意识到，自己对于过去母亲没有给予应有的认可与爱耿耿于怀，于是以折磨自己的老婆来作为一种对母亲的报复。 60/156 首页 上一页 58 59 60 61 62 63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