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第五章所谈到的，团体心理治疗可以稀释掉强烈的负向移情，这个原则正可适用在自恋性患者身上，况且，其他团体成员经常能帮忙指出患者贬低或理想化治疗者的曲解。相似地，在治疗自恋性患者时经常造成困扰的反移情，也可在团体中被稀释。然而，在一个异质性的团体中，一次只让一位自恋性患者参与可能是较为明智的，如此可以使得这些患者需索无度的冲击不致压垮团体的其他成员。
自恋性人格疾患患者的生命周期
寻求治疗的年轻成年自恋性患者，常见的主诉是亲密关系的问题。他们可能反复地经历几段短暂且不满意的激情愚爱，在关系最初的爱欲消弱后，对恋人的理想化转而成为贬抑或者乏味，接着，他们就离开并且寻找新的对象，期待新对象可以满足他们被爱慕、被肯定、得到无条件的爱，以及完美契合的需要。这种将人吸干接着抛弃空壳的模式最终也变得令人厌倦，于是，这些患者常在三十或四十几岁时安顿下来并且结婚。
自恋性患者的婚姻里出现特定模式的困难，一点也不令人意外。他们可能因性的问题、忧郁或是冲动行为而先寻求婚姻治疗的协助。在这些经过伪装的表象下，其实时常隐藏着一种恐惧：恐惧被另一半羞辱(亦即在自体心理学中所说的对自体碎裂的恐惧)。举例来说，一个自恋的丈夫可能责怪妻子刻意试图羞辱自己，却无视于自己过分脆弱和依赖，以及超乎寻常地需要从妻子身上得到自体客体的反应，例如镜映。这个丈夫最后可能进入慢性自恋性狂怒的状态，因为妻子没有用让他自觉非常重要的方式来对待自己，所以他始终对妻子维持着难以化解的憎恨和苦涩。婚姻治疗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发挥疗效，因为自恋者配偶所感受到的伤害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几乎不可能宽恕，不论引发问题的配偶再做些什么，也无法弥补对方的不满。
不论自恋性患者在人生旅途中是否选择婚姻，老化的过程都可能让他们十分痛苦。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患者在年轻时期拥有肉体的吸引力或人际间的魅力，而且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就，如同罗斯的研究所示，睥睨无感型的患者在生活环境良好时，甚至是相对上较为快乐的一群。然而，即使他们得以暂时不去面对内在深层的空虚，最终仍旧无法逃过这个宿命。如何克恩伯格所言：
倘若将整段人生岁月整体来看，大多的自恋满足都出现在青少年和成年早期。即使在整个成人期都获致自恋的胜利和满足，个体最终仍然必须面对老化、慢性疾病、肉体与心智的局限等基本冲突，当然，最重要的还有分离、失落与寂寞——因此，我们必须总结地说：夸大的自体最终面对的是脆弱、局限兼且短暂的人类生命本质，这是无所迫逃的。
许多自恋患者无法适应老化的过程。他们对于青春和美貌永无止尽的夸大幻想，在渐趋老化的生命历程里无可避免地破灭，为了证明自己的青春与精力未曾消褪，他们惊慌失措地在外遇中追求年纪只有自己一半大的对象，或接受像马拉松跑步这类不恰当的建议。有时，一些戏剧化的转换宗教皈依也是常见的，自恋者狂热地飞向理想化客体的身后，以躲避他的哀伤。
大多数中老年人的乐趣，或许来自于分享年轻一代的成就，例如自己的子女。自恋性人格疾患患者所面临的悲剧在于，他们因为自身的忌妒和失望，被剥夺了此种乐趣的来源。这些感受可能在患者四十多岁时第一次将他们带进治疗室。他们总觉得失落了些什么，人生似乎走错了方向，面对这些感觉，他们终于愿意走进治疗室寻求治疗。他们经常觉得孤单、欠缺支持的关系、有种深具毁灭性的、不被爱着的感受。他们在自己身上印证了班哲明•富兰克林的警训：“爱己者无敌。”
一些具高度病态自恋的患者，可能对某些特定生活事件有正向的反应，这是令人对治疗怀抱希望的理由。隆尼斯坦等人在一篇针对20位自恋性人格疾患患者的三年追踪报告中，发现自恋情况有所改变。虽然40%没有变化，但60%有显著的进步。针对有进步的个案逐一检视其生活事件后，发现有三类的经验对于自恋倾向的改变产生影响。对其中九个个案而言，矫治性成就之发生，减弱了过度夸大的幻想，并接纳较为实际的自我观感。对当中四个案例而言，一个矫治性的关系使得病态自恋得以减弱，这个观察使研究者做出一个结论，认为一些自恋的防卫并非在所有患者身上都如表面上看来那样地牢不可破。最后，在三个案例上，矫治性幻灭的发生，帮助患者对自身的估量可以更符合现实。
自恋性人格疾患患者是治疗师的一大挑战。克恩伯格认为，付出这些努力绝对是值得的，纵使只成功一部分，治疗师也能帮助患者减少对后半辈子的破坏。倘若藉由治疗，自恋性患者得以获致某种程度之同理，部分地把他们的忌妒转化为仰慕，并开始能够接受他人为分离且拥有自身需求的个体，那么，他们可能因此得以免于在痛苦的孤独当中走完人生。
第十七章B 群人格疾患：反社会性人格疾患
反社会性人格疾患患者可能是人格疾患当中被研究最多的患者，但他们也是临床工作者最倾向于躲避的一类病患。在治疗情境中，这些患者可能会说谎、欺骗、偷窃、威胁，或是做出其他不负责任的欺瞒行为。他们被称为“精神病质者”、“社会病质者”和“性格疾患”——在精神医学领域的传统里，这些名称就等同于无法治疗；有人认为这些患者应被视为“罪犯”而不该被放在精神医学的范畴里讨论。然而，临床经验告诉我们，这个所谓的反社会标签其实涵盖甚广，除了完全无法被治疗的个体外，还包括一群在某些特定情况里可被治疗的患者，由于后者的存在，使得对此疾患的详细了解变得必要，也唯有如此，一些真正需要协助的患者才能得到最适当的治疗。
海维·克列克里在其经典作品《正常的假面》中，提供了这类患者首次的详实临床描述。一如书名所言，克列克里认为精神病质者是一群未具有明显精神病性症状的人，这群行为混乱、严重悖离现实与社会要求的人，在戴着看似正常人之面具的表象下，其实潜藏着精神病的本质。即使精神病质者能够表浅地与人发生关联，在人际关系里他们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也不曾顾虑或关心他人的感受。
在克列克里的里程碑作品问世之后的数十年间，精神病质者这个名称逐渐没落，曾经一度被社会病质者这个名称取代，后者在表面上似乎意指这群患者面对的困难根源于社会而非心理层面。1968 年美国精神医学会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二版出版后，“反社会性人格”成为较被接受的命名；等到1980 年DSM－Ⅲ问世，反社会性人格疾患(ASPD)的诊断，比起克列克里最初所作的描述已然发生相当大的改变。虽然DSM-Ⅲ所提供的反社会性人格疾患诊断准则比任何其他人格疾患更为详尽，但却将此疾病的诊断焦点狭隘地放在一个易与贫穷、困乏与被压迫的低社经地位相连结的罪犯族群之上。 131/156 首页 上一页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