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婴儿理解到“好”妈妈与“坏”妈妈其实并非不同的人而是同一个人之前，这种内射与投射之间的摆荡循环都会一直持续着。当小孩将两种客体整合为一个整体时，他们会开始担忧自己对妈妈施虐性的、毁灭性的幻想可能会把妈妈摧毁。这种对母亲(作为一个完整客体)的新担忧，被克莱恩称为忧郁性焦虑(depressive anxiety)，它也预示了忧郁位态(depressive position)的到来。相对于偏执—分裂位态中担忧自己会被他人所伤害，这种经验模式则是担忧自己会伤害到他人。罪恶感因而变成了婴儿情感生活的重要部分，而婴儿会借着补偿(reparation)来解决。这个过程包括了对母亲采取若干经由设计，以修补对母亲在实际上或幻想中所造成之“伤害”的行动。克莱恩重新把伊底帕斯情结解释为：一种藉由补偿来解决忧郁性焦虑与罪恶感所做的努力。
克莱恩的表述被批评为过度倚靠幻想，因而低估了环境中真实个人的影响，同时也太高估死亡本能——一个大部分精神分析理论家都不相信的概念，并将成年人复杂的认知形式套用在一岁的婴儿身上。然而，她所发展出来的精采理论，即偏执—分裂位态与忧郁位态，格外地具有临床价值，特别是当我们把这两种位态视为两种终其一生持续增长之经验的模式时，这两种模式会在心灵中创造出相互辩证的交互作用(dialecrical incerplay)，而不只是被当作终将因成长而过去、或不再适用的发展阶段。这种将其视为终生增长经验之模式的概念架构，削弱了原本克莱恩视其为发展时程之一的意义。
对克莱恩而言，驱力确为与特定客体关系相连的复杂心理现象，驱力不但不被视为源自于体内，反而只是利用身体作为一种表达的媒介。同样地，驱力也不被视为只是寻求张力的抒解，而是出于特定理由而指向特定客体。在1940 年代，克莱恩这个论点与其他观点导致了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内部的激烈争论。安娜•佛洛伊德是克莱恩的主要敌手，当学会最后因为这个内部分裂而瓦解时，被称为B 组的学会分支追随安娜•佛洛伊德的领导，而A 组则对克莱恩维持忠诚。第三个分支，一个中间圈体，拒绝选边站。这个中间圈体，在受到克莱恩的若干影响下，创造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客体关系理论。在1962年被称为“独立人士”之前，与这第三个分支有关的个别学者们，并没有正式将自己归属为一个团体。这个有时候被称为“英国学派”的独立人士中，其知名人物包括了温尼科特、巴林、费尔贝恩、里特与冈崔普。在1943与1944 年的“争议探讨”后，这个团体在人数上便占了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中的大多数，虽然当时还没有任何一位要角发表过一个融贯的理论。尽管事实上在这些思想家的作品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分歧，他们的作品却有个共同的主轴：他们全都关注伊底帕斯情结之前的早期发展阶段，都将重点放在内部客体关系的变化，而非驱力理论。再者，像克莱恩而不像B 组的地方，是他们倾向于用精神分析方法去治疗更严重的病人，也许因此得以更深入地观察原初的心理状态。
独立人士在强调婴儿早期环境的影响时，也致力于平衡克莱恩对幻想的过度强调。例如，温尼科特就用够好的母亲(good-enough mother)这个词来描绘婴儿正常发展所需的最低环境需求。巴林描写了许多病人那种“有什么不见了”的感觉，他称之为基本缺失(basic faulr)。他认为，这种缺乏是因为病人母亲未能对小孩的基本需要适时予以反应所引起的。费尔贝恩，也许是扬弃驱力理论而走得最远的一位，看到类分裂性病人的病因不在于驱力的受挫，而是他们的母亲未能提供得以保证他们是真的因自己而被爱的经验。他相信本能或驱力不是寻求享乐的，而是追寻客体的。再者，费尔贝恩也引进早期创伤这个概念，当成是一个主要的致病因子，它倾向于使病人“僵”(“freeze”the parient) 在三岁前的某个发展关卡上。
这些思想家都深刻体认到，一个关于缺损的理论(a theory of deficit)与一个关于冲突的理论(a theory of conflict)一样，这两者对于人类完整的精神分析性理解都是必要的。分析师除了分析冲突之外，还有其他的任务，他们自身也是病人可以将其内化的新客体，用来强化有所缺陷的心灵内在结构。这一点对客体关系的临床理论而言非常重要——病人的内在客体关系并非如同花岗岩上的刻痕一样无法更动，而是可被新经验所调整的。
另一个源自英国学派的关键概念，是婴儿天生有朝向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的倾向。特别是温尼科特认为存在着一个真我(true self)，环境中父母与其他人的反应能促进或妨碍它的成长。波拉斯扩充了这个观点，主张儿童内在的主要动力就是“成为他或她自己”的需要，母亲若能让孩子在跟她互动时表达出孩子本身的真我，就能促成这一点的实现。如果一个母亲不能提供这种促进作用，可能就会造成孩子发展出专司于适应母亲欲望与需求的假我（false self)。
自体与自我
在追求通盘理解自我（ego）时，自我心理学家倾向于低估了自体(self)的重要性；相较之下，由于客体关系理论家是把焦点放在作为跟客体相连的自体，因此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是澄清自体在心理构造中的位置。引发主要论战的其中一点，便是自体到底是个体的一个内在表征，或者它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行动来源与动源。
许多作者都曾经表达过这种疑虑：结构理论，以及把自体当作一种内在表征的这种模型，不太能够支持自体作为一种包含主观经验与个体动源的概念。结构理论在基本上，就是偏向于那些在本质上非个人化的功能(impersonal funccion)。例如，萨瑟兰就曾断言，自体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它扮演着积极与环境互动的角色——也就是努力追求关系与整合。
不管是把自体当作一种表征，或者是把自体看作一种动源，两者都是说得通的。事实上，自体或许会被视为深埋在自我中，而可被界定为许多自体表征整合后的终端产物,然而，这个整合的终端产物不应该被当成一个连续、不变的实体。虽然我们常希望能维持这种连续自体的错觉，然而实际上，我们都是由多重、非连续的自体所构成的，不断地被真实与幻想的人际关系形塑与定义。薛佛把这种现象理解成一成套的叙事自体(narrative self)或故事情节的集合体，是我们为了提供一个在情感上前后一贯、攸关自我生命的说法，而发展出来的。米契尔曾注意到，精神分析的一个悖论，就是当病人学习到如何去容忍自己的多重面向时，他们也开始觉得自己更有耐力，更能够感到自己是始终如一、前后一致的。 11/156 首页 上一页 9 10 11 12 13 14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