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哈特总是拒绝给自体下一个简单的定义，他相信它是个如此地包罗万象的结构，而无法被赋予任何直接了当的定义。但是，在1981 年他去世之前，他的自体观已经从自体表征，转向到“超律定的自体(supraordinate self)作为首要的心理丛结、动机与经验的中心，以及主要的驱动动源。”进一步的意涵还包括不再充斥着对自我、驱力与防御的各种变化等等的重视，而是更加关注于意识中的主体经验，攻击性不再被理解为原始的或天生的驱力，而是次发于自体客体的挫败(例如，自恋性狂怒narcissistic rage)。在这个架构中，对防御与阻抗(寇哈特后来称之为“防御—阻抗”)的看法也完全不同：“我个人的偏好是说病人的‘防卫性’(defensiveness)，并认为他们的防御态度是具有适应性的、在心理层面上有价值的，而不说病人的阻抗”。显然，防卫性之所以具有适应性及价值，是因为它们维护了自体的完整。
与自我心理学家相对，寇哈特认为伊底帕斯情结并非最重要的。包括性与攻击性的伊底帕斯冲突，只是儿童在更早期的阶段、自体—自体客体的基础中发展遭逢挫败的“分解产物”。如果一个母亲恰当地实现了她小孩自体客体的需要，那么伊底帕斯情结就会消逝，而小孩也不会发展出症状。相反地，根据自体心理学的看法，最根本的焦虑是“崩解的焦虑”(disinregration anxiety)，包括恐惧一自己的自体会在遇到不恰当的自体客体反应时破碎，导致一种宛如槁木死灰或行尸走肉般，在心理上死亡、“非人”状态的体验。从自体心理学的观点，大部分症状行为的形式(例如，滥用药物、性滥交、变装、自残、暴食再催吐)都不是从阉割焦虑相关的精神官能性冲突中所衍生出来的；相反地，它们反映出“一个脆弱、不健康的自体，迫切地想要维持或/且恢复内在的凝聚与和谐”。自体发生碎裂时，表现的范围可以沿着一个连续面，从轻微的担忧与焦虑，一直到严重的恐慌，因为感觉到自己快要完全崩溃了。
自体心理学强调养育者的失败与所导致的自体缺损，正好跟英国的客体关系理论相互呼应。温尼寇特的“够好的母亲”与巴林的“基本缺失”都可以在自体心理学著作的主题里听到回响。虽然寇哈特并不承认这些理论的贡献，它们的影响还是无法掩盖的。然而，客体关系理论并没有像寇哈特把自体概念发展到这种程度，也许这是因为它们仍坚持寇哈特所扬弃的、那种保有教化潜力的〔发展〕成熟模式。就认识自尊在精神障碍之病理根源上的意义而言，寇哈特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后寇伯特时代的贡献
寇哈特死后，新一代的自体心理学家阐释并扩展了他的理论。法夫标定另外两种自体客体移情。对抗性的自体客体移情(adversarial selfobject transference)是指在病人的经验里，分析师是温和地反对他、但又保持着支持态度的人；同时，病人对抗分析师的需求也被分析师所接纳，因而让病人感觉到被鼓励去维持某种程度的自主性。法夫所观察到的第二种自体客体移情与镜映移情相关，但是因为它跟获得掌控权的内在动力有所牵连，所以和镜映移情显然不同，足以被冠予一个独特的名称，称作效能的自体客体移情(efficacy selfobject transference)，它指的是病人有种感受，会觉得分析师允许他对分析师造成某种影响，并使分析师出现(对病人而言) 必要的自体客体行为。
其他受自体心理学影响的分析师则相信，在同理—内省性(empathic-introspective)感知模式之外的信息，也必须被纳入分析师的知识基础中。李希登伯格认为，在儿童与婴儿时期会有些典型的“标准场景”("model scenes")，分析师要能够重建与理解病人的早期经验，因此，对这些场景的了解是非常重要的。他主张必须纳入五种不同的动力系统，才能完全理解病人身上作用的力量。这里每个系统都是立基于天性的需要，以及反应的链接模式。第一个系统是因应对依附与关系的需要(attachment and affiliation)而发展的；第二个系统是要响应心理调节与生理所需(psychic regulation and physiological requirements) 的需求；第三个系统是因应自我肯定与探索(assertion and exploration)的需要而产生的；第四个系统回应了那种以退缩或/且对抗(withdrawal and/or antagonism)的方式来处理不适经验的需要；第五个系统则是因应对感官享乐与(在最极端的情形下)性刺激的需要(sensual enjoyment andsexual excirement)。这些系统彼此之间处于一种辩证的紧张状态，并且不断地在优先级上进行调整。只有在照护者能够给予对等反应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展出这五种系统。李希登伯格对寇哈特的理论持保留的态度，因为寇哈特的理论相对上倾向较为轻忽性欲与非性欲的享乐。
贝可与纽曼试图整合自体心理学与客体关系理论。他们认为自体心理学可以被理解为客体关系理论的一个变体，而寇啥特不愿承认英国学派客体关系理论对他自己想法的影响。贝可与纽曼指出，自体心理学真正的基本单元是那个与客体连结在一起的自体，而非孤立的自体。
寇哈特所倡导的那种治疗方式，包括在同理性了解的脉络中对病人的需求给予最适的挫折(optimal frustration)，却遭到其他修正主义者的质疑。纵使寇哈特不断强调他的技巧基本上是诠释性的，有些观察者(例如，Siegel 1996) 仍然强调，寇哈特所说的最适挫折跟佛洛伊德所提出的还是相当不同。在他最后一本书中，寇哈特认可矫正性情感经验(correc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占有一席之地；不过，贝可批评寇哈特“最适挫折”的观念，并指出“最适回应性”(oprimal responsiveness)对分析过程也是同等重要的。林登也提出了同样的想法，并提出最适供应(optimal provision) 的说法，来提醒分析师本身过度节制的问题，但是他也不把这种供应当成是带有治疗性的；相反地，林登所说的“供应”指的是创造一种氛围，以促进对病人无意识的探索，而并不必然是用来矫正发展缺陷的。他认定，所谓“供应”应该是用来促进分析工作，而非去破坏分析过程。
发展学上的考量
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分析理论都以发展学上的思考为基础。就如同精神分析理论的重心本来在驱力、防御与动源间的内在冲突，其后演变成对客体、自体与关系的关注，同样地，发展的研究也是朝这个方向推进。在早期，自我心理学相关的发展理论把重点放在原欲，且主要是从对成人的分析工作中重建早期的发展。追随哈特曼的艾瑞克森，努力把动源间的冲突与自我心理学交织在一起。艾瑞克森关注来自环境的心理社会议题，而这促使他发展出一种外生性的(epigenetic)的发展系统，其中每个阶段都以某种心理社会危机为主要特征。例如，在口腔期的发展阶段中，婴儿得在基本的信任或基本的不信任间挣扎；在肛门期则是在自主与羞耻、怀疑之间挣扎；在阳具—伊底帕斯期，儿童则在主动性与罪恶感之间奋力挣扎。 14/156 首页 上一页 12 13 14 15 16 17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