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谨慎监控反移情。厌食症患者普遍都相信，她们的父母之所以希望她们增加体重，是为了不被别人视为失败的父母。治疗师可能因相似的状况而感到焦虑，特别是身处一个整体治疗团队当中，如果病患无法增加体重，治疗师可能会开始觉得别人会批评其工作。这种反移情可能致使治疗师掉进认同病患父母的陷阱当中。个别心理治疗理想的进行方式，应该由另一位治疗者来监测体重的增加，让心理治疗师得以自由地探索病人内在的心理议题。当必须住院控制体重时，医院的精神科医师可以处理进食的问题，而心理治疗师则继续在医院中进行心理治疗工作。在此种安排下，心理治疗师能够与整个团队一起有效地工作。
休斯出色地描述了在治疗厌食症病患时会遭遇的典型反移情两难。如同病患总让父母试着帮忙却不断失败一样，她们也让治疗师掉入这个角色。病患经常表现出自己希望自己合治疗，接着却又阻挠治疗师协助她。实际上，和厌食症患者之间的治疗同盟关系，远比表面上看起来的薄弱许多，治疗师必须克服这种被病患愚弄的挫折感受。在处理反移情时，治疗师应提醒自己，病患将治疗的进展视作等同于和家人分离以及长大，而这两者对病患而言都具有高度威胁性。因为病患以死作为玩弄的手段，使治疗师内心焦虑不己，病患却又常常否认有自杀意向，这更加令人挫折。如同家人可能感觉到的精疲力竭、愤怒，以及在无意识里产生谋杀病患的愿望一样，治疗师也可能经验到失望、谋杀的狂怒，觉得只有自己可以完全体会到病患的毁灭性。
四、检视认知的扭曲。治疗师应以不带批判的态度，与病患共同探讨对体型的错误感知，和不合逻辑的认知信念。威陶席克和葛瑞强调，布鲁区用以挑战不合逻辑之推论和错误假设的方式，与现今广泛被接受的认知治疗原则很相似。心理治疗师必须教育病患，帮助病患了解饥饿对认知所造成的影响。然而，治疗师必须做到在教育病患时，不要求改变。或者，治疗师可以单纯只探讨病患的选择所造成的后果。这些技巧的指引是实用的，但不应被当作进行厌食症患者之心理治疗时依样画葫芦的“作业指南”。病患总是“拖掉”治疗过程，使自己再一次被丢下、变成独自一人，对于这种情形，治疗师必须以弹性、持续且稳定的态度面对。身体形象之扭曲，尤其是接近妄想程度的扭曲，可能特别难因教育和治疗而改变。治疗师必须小心反移情的失望与挫折，因为这些反移情可能促使治疗师企图强迫病患去“看清事情的真相”。
虽然短期看来，治疗似乎对病患的厌食症难以奏效，然而许多病患最终都获得改善。一个长期的追踪研究发现，在平均追踪十二年的这群病患里，只有10%仍旧符合厌食症的诊断，但不再符合厌食症诊断的人当中，还有许多人仍旧与此疾病的一些特征奋战着，包括完美主义和相对上较轻的体重。另一方面，在一个包括四个不同系列、共300位病患的回顾性研究里，徐(Hsu)推估大约有七分之一或14% 的病人，最后死于自杀或厌食症的并发症。在另一个追踪五年的研究里，研究者比较家族治疗和个别支持性心理治疗，两种治疗都产生显著的改善。罹病时间较短以及较早发病的病患，对家族治疗的疗效较佳；至于较晚发病的病患，则对个别支持性心理治疗反应较好。在一个针对所有治疗研究的回顾中，威陶席克和葛瑞认为，对于成年的厌食症患者来说，没有任何一种形式的心理治疗有特别突出的效果，同时，对于罹患如此难治疾患的病患而言，没有任何一种药物或心理治疗能产生多大的功效。
暴食症
暴食症与厌食症的区别在于，暴食症患者有相对上正常的体重，以及暴食催吐等行为。形销骨立的病患即使有暴食和催吐行为，仍被归类于厌食症诊断里的暴食次族群,而不算在暴食症当中。逐渐累积的数据显示，此两种疾患之间，存有相当的关联性,至少40%－50% 的厌食症病患同时也有暴食的情形。长期追踪发现，厌食症可能转变成暴食症，但反向的状况则远较少见。威斯顿和哈登费却辨识出与冲动控制和情感调节有关的人格面向，根据此人格面向，暴食症有不同的表现。并存的精神疾病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叶格生动地描述自己的观察：
暴食不是一种疾病，亦非一种单纯的习性，和肺炎一样，暴食也是异质的、具有各式各样的成因。我发现这样的概念颇为有用：暴食是一种习性或行为模式，一层层地根源于人格、生物特性、最后是文化，而在这个文化当中，暴食似乎是愈来愈多了。
精神动力学之理解
在考虑暴食的精神动力时，治疗师必须提醒自己暴食所具有的异质性。那些帮助我们以动力学角度理解暴食的人，其实与盲人摸象十分类似，每个盲人从自身独特的观点出发，对此庞然大物有各种不同的感知。如往常般，动力取向的理解必须是个别化的。暴食可能出现在广泛不同特征的病患身上，从精神病性、边缘性到精神官能性的病患皆有。厌食和暴食其实是一体两面，厌食病患具有较好的自我强度和超我控制，暴食病人则可能因为自我脆弱和超我散漫，普遍地无法延迟其冲动的释放。暴食与催吐并非单独存在的冲动问题，事实上，它们可能伴随冲动的、自毁的性关系，或与多重药物滥用一同出现。
一些实证研究显示，某些精神动力因素可能与暴食症有关。在一个多变项遗传分析里，肯德勒等人发现家庭和环境因素在此疾患的发展上，扮演关键角色。在一个包括102个暴食症病人，和204个健康对照个案的社区个案对照研究里，教养问题、性或身体的虐待，以及负向自我评估，都与此疾病的发生有关。研究者认为，负向自我评估可能扭曲了女孩对自己外观的感受，进而促成节食的发生。这些实证的发现，也被精神分析观察所支持，瑞奇和席帕克发现，暴食症病患和父母间的情感对话受到阻扰，病患对父母的认同有内在冲突，因此自体当中的矛盾部分也出现持续的冲突模式。这些研究者认为，许多暴食病患觉得自身界线不被尊重，隐私被不当侵入，这和性虐待或心理虐待的情形一样。瑞奇和席帕克注意到，这些病患经常使用逆转情感和反客为主的防卫方式，他们也经常感到自相矛盾的超我要求。
研究暴食发展起源的学者在病患的父母和个别病患身上，发现他们在面临分离时有广泛的困扰。在暴食病患的发展史中，常见的主题是缺乏过渡客体来帮助孩子在心理上与母亲分离，例如奶嘴或毛毯。这个在发展过程里关于分离的痛苦挣扎，如今改以身体本身作为过渡客体，而重新上演。吃入食物象征着与母亲共生融合的愿望，而将食物排出，则是为了与母亲分离。如同厌食症病患的母亲一般，暴食病人的父母时常将孩子当成自身的延伸物，这些孩子被父母当作自体客体，用来认可他们自身的自体。家庭中的每一分子都仰赖其他所有成员来维系自体凝聚感。虽然这样的模式也是厌食症家庭的特征，但是，有种特别的模式在暴食症病患的家庭中更为显著，用来处理无法接受的“坏”特质。在暴食症的家庭系统里，每个人都强烈地需要将自己视为“完全良好”。父母内在所无法被接受的特质，时常被投射到暴食的孩子身上，于是，孩子被当成是所有“坏特质”的贮糟。藉由对这些投射的无意识认同，病患变成整个家庭贪婪和冲动性的载体，随之而生的动态平衡，是让焦点持续集中在这个“生病”的孩子身上，而父母内在或彼此间的冲突却看不见了。 94/156 首页 上一页 92 93 94 95 96 97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