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罗宁哲等人发现，特质向度里的自我指导性及合作性两者，对于人格疾患的诊断而言非常重要。事实上，低程度的自我指导性及合作性，和所有类别的人格疾患均有相关。另一方面，某些气质在特定类型的人格疾患较为明显。克罗宁哲和其同事报告道，BPD患者的特性在于他们同时具有高度的猎奇性及避害牲。换句话说，边缘性患者不仅冲动而愤怒，也是极端焦虑的。
克罗宁哲的模型认为，某些环境因子会活化遗传－生物体质，而创造出结合低自我指导性以及低合作性的特质，同时又伴有合并高避害性和高猎奇性这两者的气质。费格罗和席尔克提出一个相关模型，创伤的效应与血清素系统失调的潜藏体质这两者产生交互作用。他们的假说部分奠基于一些观察，显示边缘性患者体内血清素系统的活性明显较低。由于血清素对行为有抑制效果，因此，边缘性患者的冲动特性，一部分可能和这种血清素活性的改变有关。这种因血清素浓度较低所导致的易感性增加，若再加上创伤的影响(它会造成皮质醇和儿茶酚胺浓度的变化)就更糟了。过分敏感的正肾上腺素系统除了有部分和气质相关，部分也和创伤经验所造成的过度反应性有关，会导致自我毁灭的行为，例如为了减轻低落和痛苦等情绪的自残行为。
关于BPD 生物学基础的进一步证据，来自某些研究显示出患者具有神经认知的缺损。安德洛尼斯发现，不少边缘性患者有神经学障碍的软性征候，包括注意力缺失/过动症的病史、学习问题、较差的冲动控制，以及品行疾患等。关于神经心理学缺损的研究显示，边缘性患者明显具有较多此类缺损，但有些障碍很轻微，只有在和配对的健康对照组比较时才会突显出来。至少有一个研究也发现，和对照组相比，BPD 患者在被诊断前有显著较高比例曾发生头部外伤。
这些累积的数据显示，BPD 具有多种病因。及扎那里尼和法兰肯博格提出三个相互关联的因子。第一个因子是具创伤性、混乱的家庭环境，包括过长的早期分离经验、疏于照管、家庭中的情感不和谐、对孩子的感觉及需求不敏感，以及各种不同程度的创伤等。第二个因子是具有生物学基础的易感气质。第三个因子则是诱发事件，诸如试图发展亲密关系、搬离家庭、遭受强暴时，或是其他的创伤事件等，这些事件任一种都可以扮演催化剂的角色，产生边缘性人格的症状。某些具有遗传基础的气质，会增加负面生活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因此在BPD 的发生过程中，基因和环境因素两者不断持续地交互作用。因此，有一种论点是认为每个边缘性病患都有其独特的发病路径，牵涉到不同程度的上述因子。
精神动力理论中有些对立的论点，可能是反映了不同的发展经验以及不同族群的边缘性患者。举例来说，如阿德勒所描述的，曾经历儿童期失落事件或曾被疏于照管的患者，可能无法发展出一个护持－抚慰性的内射物。以及齐维格－法兰克和派瑞斯的研究指出另有一些患者在儿童期被双亲过分控制，而可能出现如马斯特森及瑞斯里或是克恩伯格所描述的，关于被遗弃的忧虑。含对照组的研究也发现，边缘性精神病理和分离－个体化的议题间，有高度的相关性。
治疗
虽然目前为止尚未有研究使用随机分派对照试验的设计，来比较单独使用心理治疗与并用心理治疗及药物治疗两者对边缘性患者的疗效，然而对于大多数边缘性病患来说，合并疗法已经是标准的治疗方式。的确，美国精神医学会发行的《边缘性人格疾患治疗准则》中，亦建议同时使用心理治疗及药物治疗，方为适当的治疗处置方式。
药物治疗
药物已逐渐成为BPD 患者标准治疗处置的一部分。其疗效可能来自于改变基本气质、处理人格疾患的特定症状，或是治疗合并的第一轴诊断等。实务上来说，一个良好的治疗通则，就是以BPD 之某项特定目标症状为治疗目标，并且一次尝试一种药物，以仔细评估此种药物是否能改善该症状。临床工作者总是可能因为对患者产生反移情的恼怒，而落入过度处方的危险，因而同时试用多种药物，以致无法评估每种药物本身的疗效。选择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剂(SSRI)愈来愈普遍地被用作第一线用药。四个不同的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都证实，SSRl对边缘性或是其他严重人格疾患患者，具有某些程度的疗效。这种药物似乎对于降低愤怒、冲动－攻击行为(特别是言语攻击)，以及快速情绪转换或情感变化程度，特别具有效果。有些病患需要接受高达每天8 0毫克的fluoxetine才有效果，有些个案则似乎接受一般治疗忧郁症的剂量(每天20至40 毫克)，即可改善症状。
使用SSRI可以降低“情感噪音”，像是强烈的愤怒、高警醒的焦虑、或是烦躁心情等(这些状况会使病患无法反思其内在世界和他人的内在经验)，而能促进心理治疗的进行。也有愈来愈多证据显示，SSRI 能够刺激神经再生(特别是在海马体)，而改善语言陈述性记忆。此外，SSRI 可籍由减少促肾上腺皮质素释放因子(CRF)的过度分泌，而降低HPA 轴的过度活性。
里内等人以3 0位女性边缘性患者为样本，研究fluvoxamine对HPA 轴的影响。这些患者接受合并dexamethasone及CRH (DEX/CRH) 的试验，该试验分别在接受每天150毫克fluvoxamine治疗之前及之后进行。受试者中有17 位曾经历持续的儿童期虐待，另外13位则无受虐史。六周及十二周的fluvoxamine 治疗，都和接受DEX/CRH 试验时显著减低的ACTH 及皮质醇反应有关；而其降低的幅度，则与是否有持续性的儿童期受虐史直接相关，但无关乎是否存在共病的创伤后压力疾患或重郁症。研究者结论道，fluvoxamine能够在具有童年持续受虐史的BPD 患者身上，降低HPA轴的过度反应性。
降低HPA轴的过度反应性，可能直接影响患者反思的能力。如上文所述，过度警醒及焦虑的情感状态，和患者把他人知觉为可能具恶意或迫害性的个体、把自身知觉为受害者这种特定的客体关系组合有关。在被威吓的状患中，个体只能直觉反应，但无法清晰地思考。利用SSRI 来降低过度反应性，能够促发思考及反省。除却了使用SSRl 治疗前那种强烈的情感状态，患者就更容易去考虑到治疗者的其他动机，也更能反思自己的内在状态。因此，患者开始能够将治疗者视为一个可以帮助自已的人，而不是迫害者。同样地，当患者的过度警醒降低时，治疗师以心理治疗的观点来进行思考的能力，也就比较不容易被消磨掉。当治疗师处于防卫状态时，会只想着防卫自己，而忽略掉心理治疗工作的进行。 114/156 首页 上一页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