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的正向效果会强化未升学未就业行为，负向效果则削弱该行为。这项行为经验应该也会回馈到个人的内在结构状态。Bandura（1969）以为这种行为经验会转换成认知的形式，记录于个人的记忆系统里，而当情境刺激唤起该认知记录时，即可有效地令该行为稳定地出现。行为经验的累积留存在认知的记录里，可以是认知结构（cognitive organization）（Wyer,1982），是价值观Rokeach,1970），或是性格（Personality）（Lovinger,1984），因此行为经验的历史性分析，应该可以了解一个人内在结构状态的形成历程。
 

综合以上之讨论，形成不良适应行为的整合模式可以修饰成如下图的理念模式：

偏差行为的发生与否，是个体内在结构状态与环境互动的结果。内在结构状态可以大分为二组变项的互动：

较受后天学习所影响的认知结构、价值观、以及各性格变项。

先天性的决定力较强，但亦会接受后天学习的修饰的变项，如：驱力或心理需要。

成长环境因素主要是「家庭」与「学校」，前者包括家庭背景变项，父母管教态度与家庭气氛等；后者则包括学校适应与教师行为。

不良适应行为的环境效果，则可以区分成正向与负向效果，分别对偏差行为形作强化或削弱的作用，也继续将这项经验累积在个体的认知结构里。

附注：

注一：

Ａ项至Ｅ项之控制理论发展模式系由余德慧教授提出，与杨国枢、吴英璋两位教授讨论后，再由余德慧教授执笔写成。原先讨论的是青少年犯罪行为。在我们的社会里，大致上将「好学生」与「好孩子」两种角色重迭在一起，但在某些青少年身上，仍可能出现「是好学生，但非家庭的好孩子」、以及「是家庭的好孩子但不是学校的好学生」二种情形，就控制理论而言，这两种情况仍然可以用「依附」、「投入」、「参与」以及「信念」四种概念说明之。（参见杨国枢，吴英璋，余德慧，民75）

注二：

个体式的偏差行为形成模式系由吴英璋教授提出，与杨国枢、余德慧两位教授讨论后，再由吴英璋教授执笔写出。原先讨论的，亦为青少年犯罪行为（参见杨国枢，吴英璋，余德慧，民75）。
 
 

自我伤害行为的病因研究

生理病理学与流行病学的成就说明了「知其所以然」、就能够有效地「防范于未然」。关于「自杀」或「自我伤害行为」的治疗与预防，理应亦如是。然而这个领域的研究者甚至连如何定义「成功的自杀者」都有许多不敢遽然下定语之处（Douglas,1967/1984 ; Stengel ,1973/1984 ; Thomas,1973 ; Pfeffer,1991），遑论提出因果分明、理路清楚的解释与预测「自杀」或「自我伤害行为」的病理学模式。尽管如此，相关专业人员、老师、父母、以及其它工作者在面对「失败的自杀者」或「有自杀危机的人」时，还是必须尽所能地去化解危机，甚至作一些想当然尔的预防工作（Berman and John, 1991; Davis and Sandoval, 1991; Pfeffer, 1986; Shneidman, Farberow and Litman,1961）。进行这种努力，当然亦有所本；所依据的，即是根据目前已有之研究资料所提出之各种类型的「解释」。

（一）涂尔干的观点：

涂尔干（Durkeim）被认为是首先出解释自杀行为之行为科学理念的人（Heillig,1983）。涂氏的主要立论观点是认为当一群个别的个体组成了一个社会，则这个社会即拥有某些特性；这些特性已经超越了个别个体的特性或个别特性的组合，因此无法以这些个别的特性（或其组合）来说明该社会所拥有的团体特性（涂尔干，1930/1989;Mark,1975）」所以「解释自杀行为的发生」当然需要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