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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交往障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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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还是在一起。当我们依恋上某个人的时候，我们只需要知道我们打电话就可以找到他，并且他也愿意回应我们。

依恋是随着时间成长起来的：一个人不可能“一下子”就依恋上某个人。回应的一致性导致了对能够持续获得某人的期望。特定依恋对象如果反复不可获得，我们就会明白我们不能再依恋他们了；在联系中，他们可能提供给我们其他的东西，但不是可预期的回应性所带来的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是依恋的基础。

被抱持是被动的，而依恋是一个主动的过程，为了降低焦虑而主动依恋某个人（或者是实际上或者是象征性的）。依恋和与之相伴随的情感是一种最深刻的人类体验。尽管激情和关心变化无常，尽管生命中充满运气和变迁盛衰，依恋仍然是我们情有所属的感觉。

依恋的实质

依恋领域最重要的一位理论家鲍比用精神分析的观点开始了他的研究，他把成人对舒适感和关心的追求还原为退行性的依赖需求。在鲍比的观点中（1969，1973，1980，1988），依恋是基本的、天生的需求，如同对食物和性的需求一样根源于人类的生物性。依恋满足人类行为学和进化论上对保护的需求，并通过维持与依恋对象的亲近和可到达性的行为表达出来。根植于这一对接近性的生物性需求，依恋是初级的需求。在整个生命历程中，依恋系统横贯发展道路，对亲近、安全感、舒适感和关心的需求的表达是成人依恋需求的表达，而不是退行到婴儿行为模式上。

我们的临床经验也倾向于支持鲍比的观点，在依恋关系的形成、维持、中断和更新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强烈的情感。一条维持起来毫无困难的纽带会被体验成安全感的来源，纽带的更新会被体验成快乐的来源。在鲍比的观点中，情绪的很多精神病理的原因在于情感纽带的精神病理。

依恋必须需要的是黏附，胜于对吸吮或口腔需求的满足（如同经典精神分析理论中提到的一样）的需求。哈瑞-哈洛（Harry

Harlow，1974）很形象地展示了系统发生学中存在的这一基本需求。在哈洛的实验中，用布或者金属做成的代理母亲来喂养猴子，猴子更喜欢布“妈妈”，而与哪一个提供牛奶无关。希望通过黏附来获取舒适感的需求要比被喂养的需求更引人注意。婴儿一旦能够区分周围环境中那些他能够接触到的人，找到一个依恋对象的必要性就变得很急迫了。

从婴儿早期开始，婴儿就能够根据气味和声音识别出依恋对象（通常是母亲）。在生命第一年的下半年，如果把婴儿交给另一个人照顾的话，婴儿就会抗议。在这个时候，婴儿具有了勾画依恋对象、作比较和反抗不熟悉的人的认知能力。

鲍比认为，依恋是由一个控制系统来组织的，这个控制系统通过交流来调节与依恋对象之间的距离。当处于沮丧或痛苦状态的时候，婴儿最强烈地需要与依恋对象亲近。当关系的延续受到威胁的时候，对于依恋的焦虑感最为强烈。

幼童的依恋

虽然鲍比反复强调依恋行为贯穿于人的整个一生中，在成年期和老年期的重要性如同在儿童期的重要性一样，但依恋的研究还是在年幼的儿童中最容易进行2。首先，依恋行为在生命早期更容易观察。当儿童焦虑的时候，他们会从身体上寻求一个依恋对象，这一点可以通过实验室的实验观察到。

鲍比的同事玛丽-安因斯沃斯设计了“陌生情境测验”作为一种研究年幼儿童的依恋行为的方法（Ainsworth，Blehar，WaltersandWall，1978）。

第二部分第4章依恋(2)

3

临时把儿童从母亲身边带走，放在一个游戏室里。然后仔细观察儿童再次见到母亲后的反应（并区分出安全型、焦虑-矛盾型或焦虑-回避型）。安全型的儿童反对母亲的缺位，但依然确信母亲会回到他们身边，当母亲回来的时候，他们会非常兴奋地冲向母亲。焦虑-矛盾型的儿童对母亲的回应性和可获性感到不确定，当再次见到母亲的时候，他们对待母亲的态度也是矛盾的。他们非常生气地靠近母亲，抗拒她伸开双手朝向他们的努力，内心渴望亲近的愿望和对亲近感的愤怒抵抗之间开始了无休止的斗争。焦虑-回避型的儿童对母亲的回应没有信心，并不寻找母亲，当母亲回来的时候也不问候母亲。他们似乎努力着不需要母亲。这些依恋的模式能够预期6岁的行为（MainandCassidy，1988），显示了儿童早期依恋体验的稳定性。

在回应性和可获性方面，儿童逐渐学会期望自己如何被对待，这塑造了他在学校的行为调节，也塑造了他建立其他社会关系的方法。例如，自立自强的品质经常是在安全依恋的背景下发生的。欺凌弱小的行为和其他反社会行为是那些焦虑-矛盾型儿童的行为特点。安全型儿童在情绪方面最开放：他们也会有伤心、愤怒和孤独的感受，可能因为他们基本的安全感使他们有能力处理这些感受。相反，不安全的6岁的儿童会回避表达这样的感受，通过被动性或解离来回应投射性任务（Main,

KaplanandCassidy，1985）。

青少年和成人的依恋

即使到了青少年晚期，那些安全型依恋模式的调节能力仍是最好的。通过使用一项能够将依恋模式分成同样类型的访谈，考贝克和斯奇瑞（Kobak，Sceery，1988）的结果显示，那些认为他们的父母是有爱心的且在他们遭遇沮丧事件的时候能够找到他们的学生在压力情况下最能调节他们的负性情绪。别人也会认为他们的焦虑感更低，比同龄人更有社交能力。通过对照，那些“忽略”型（也就是回避型）依恋模式的大学生感到他们的关系是疏远的、是非支持性的，并且倾向于以鲍比所称的“强迫性自立”的方式来对情境做出回应。这些人不相信他人会在那里帮助他们，与他人的关系是带有敌意且更为疏远的。焦虑-矛盾型的儿童在青少年晚期出现的团体—“先占型”团体（在Kobak和Sceery的研究中主要是女性）—对他们的依恋是最为焦虑的。他们的同伴也认为他们极度焦虑。

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据显示，童年早期安全依恋的积极作用和不安全依恋的消极作用。依恋的历史也塑造了养育方式，并有可能对下一代带来深刻影响。（Main，KaplanandCassidy，1985）。我们“依恋的工作模式”（Bowlby，1969）根源于我们与最早期的依恋对象之间的体验，并形成一系列有关他人将如何对待我们的期望。如果在生命早期，我们有一个回应性的、可获得的依恋对象，我们更有可能在成年期也期望他人是可获得的、可预期的且对我们有回应的。（我们也更有可能对待那些依恋我们的人也是可获得的、可预期的且有回应的，但这就不是本文故事的内容了。）相反，如果我们在依恋需求上遭到拒绝或感到失望，我们就可能试图回避依恋，屏蔽掉依恋事件的意识并努力完全依靠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的依恋对象不可预测（有的时候有回应，有的时候很疏离）或者，如果我们的依恋对象要求我们照顾他（她），我们也会变得对依恋感到焦虑，甚至可能被这种焦虑所缠绕，常常害怕被抛弃，总要寻找一个能在那里帮助我们的人。

鲍比的“依恋的工作模式”，与客体关系理论学家所说的内部客体的概念非常相像，都是描述发展中的个体在关于他（她）通过纽带或可获性能从他人那里期望什么这方面理解到的知识。但是鲍比相信这些工作模式是基于真实体验而不是幻想而发展起来的，这与内部客体不一样。儿童期的时候，他人是否是在那里且对儿童有所回应呢？父母是否使用要抛弃孩子的威胁作为规则的一种形式？

意识到依恋的需求是基本并且重要的，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解释很多之前被错误传授的发展理论。依恋的需求贯穿我们一生，是健康的象征而不是病理性（依赖）的发展。

我们在关于青少年的理论这方面一直有些误导。青少年发展理论一直关注的是分离和自主性，健康一直是与从与“主要客体”（也就是父母）的联系中分离出来或否认这种联系相关联的（Blos，1962）。这种推理中的逻辑在于，依恋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自我探索这一青少年的显著特点。然而，恰恰相反的是，正是那些安全型的青少年在获取同一性的努力过程中最有可能胜任且具冒险精神。随着成长，青少年与父母的关系会有所变化，但依恋是持续存在的。尽管随着成长，青少年关于自我和他人的观点会发生变化，但他们努力抱持他们主要的依恋（见Salzman，1990；GrotevantandCooper，1985；Frank，AveryandLaman，1988）。一般到了成年期，这些依恋就变得持久不变了。几乎所有我访谈过的人都说他们一生都和父母双方或其中之一保持依恋关系。那些依恋关系曾发生破裂的人，很多都说在后期重新找到父母，并且比通常依恋感更为强烈。对那些我们曾经几乎失去的事物，我们往往会更加珍惜。

从青少年开始，个体可能依恋父母之外的新个体（通常是与他们同龄的异性）。尽管依恋可能弥散在很多重要的他人之间，但这些关系当中的任一种都有可能重复童年早期的依恋强度。

理论上关于青少年与父母的“分离”过程的强调，倾向于模糊青少年对依恋的关注。很多被归为“同辈卷入”的行为在现实中被归为个体能够从家庭之外的他人那里在忠诚、可靠和情感方面期望获取什么。青少年试图发现在他们的朋友当中，他们可以依靠谁、以什么方式依靠；当他们需要陪伴或获取安慰的时候，谁将在“那里”。青少年通过很多方式将朋友如同家人一样作为安全基地，从这个基地出发进行探索。青少年会谈论“拥有”某人，这种“拥有”使他们勇于与他人建立关系成为可能。“我‘拥有’爱丽娜，”琳达说，“因此我可以和其他女孩一起出去，看看她们是否喜欢我。如果她们不喜欢我，我就总去看爱丽娜在做什么。”

第二部分第4章依恋(3)

青少年的很多痛苦来源于对这个年代的依恋关系的反复无常和不可靠性的失望。这些拒绝和背叛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渲染了青少年对他人的期望，青少年时期的伤害所带来的对信任和友谊的怀疑可能会持续到成人期。

保拉说到了她与苏珊娜之间“最好”的友谊，这份友谊从六年级开始一直持续到高中。这两个女孩经常在一起，穿着也很相似。苏珊娜比保拉更受男孩子欢迎一些，但每次她有约会的时候，她都会告诉约会伙伴带上另一个人陪保拉。她们都有其他朋友，但她们的共识是，只有当她们不能在一起的时候，她们才计划和其他朋友在一起。她们通常在周六的下午去商场（闲逛、购物、哪里热闹往哪里凑）。在一个周六，苏珊娜告诉保拉她不得不和母亲一起去探望姑姑，保拉找不到其他的同伴，因此她就去图书馆借了一些书。在坐公车从图书馆回家的路上，她路过商场，看到苏珊娜和她们班里的另一个女孩走在一起。保拉记得她当时感到非常痛苦，无法理解她看到的情境。经过强烈的情感挣扎之后，她才逐渐明白苏珊娜欺骗了她，她更愿意和另一个人在一起。保拉从没和苏珊娜提过这件事，但从此以后，当苏珊娜说她不得不做其他事情的时候，她再也不相信了。并且保拉自此不再完全相信任何人。并不是她根本就没有信任，而是她常常提醒自己，其他人会伤害自己并且背叛自己。

然后，个体带着很多来自家庭内外的依恋体验迈入了成人期。在这个背景下，为了不感到孤独，成人必须将自己的生活与他人的生活纠缠在一起。但是，由于成人依恋不甚清晰的行为表现，因此研究起来更为困难（Ainsworth，1982；Weiss，1982）。心理学领域对婴儿期后的依恋了解甚少，对与母亲之外的人的依恋也所知甚少（Ainsworth，1989）。

尽管鲍比将依恋与焦虑的降低联系起来，但罗伯特-韦斯（RobertWeiss，1982）却试图将依恋定义为孤独的缺失。在成人生活中，通常在依恋缺失、孤独所带来的尖锐刺痛显示出一些至关重要的事物正在遗失时，依恋是最明显的。当依恋存在的时候，它可能在悄无声息地流逝，只通过熟悉感和连续性而有所反映。成人依恋似乎更锚定于恒久不变和一些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上，某种意义上是远离世间的新奇和陌生之感的避难所。

重要他人的可靠、熟悉、持续和稳定的感觉似乎成为成人依恋的“安全基地”的基础。正如童年时期一样，安全基地的感觉似乎是探索和自我发展所必需的感觉。只有到我们相信有这么一个人、我们可以回到他（她）的身边并且受到欢迎，即便没有感情色彩，至少也有所回应的程度时，我们才能向外冒险。鲍比指出，依恋行为和探险是相对偶的。当我们感到在依恋方面安全的时候，就有可能去探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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