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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交往障碍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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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完全不同的生活之路的愿望，必须取得来自他人的大量支持。

例如，马克（Mark）的父母希望他上大学，但他却成为了一名舞蹈者，他依靠与他心意相通的叔叔的支持来承受父母的反对意见。马克回忆起来自父母和与他同时代的人的嘲笑，他们认为跳舞是娇里娇气而且愚蠢的事情。他痛苦地回忆起被嘲笑和被愚弄的情境。每当在哪种时刻，他就会想起叔叔的支持性话语：人生中重要的事情是成为你原本就是的那种人，盲从他人所思无异于地狱。马克说，每当他对自己的选择有所怀疑或不确信的时候，他就会想起叔叔的这些话而“坚持”下去。

当有一个人信任我们（在我们身后撑腰的时候），我们会感到被支持。“支持”一词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存在于“抱持”这一隐喻之中。在我们的研究中，人们对支持性事件和关系的记忆能引发深刻的感激之情。有时候，支持成为长期的依恋关系或友谊的基础；而在另外的情况下，支持性关系只对那些不畏艰难险阻而前进的人持续足够长的时间，只要他们还需要这种支持。

我们可以看看人们对那些悲伤的人是如何反应的。他们带来烘烤的食物，提供具体的帮助，尽他们所能来帮助—似乎在说，“尽管我无法提供你真正需要的东西，但我就在这里，你需要什么尽管从我这里取”（也就是说，死去的那个人）。那些试图安慰丧失亲人的人试图象征性地以戏剧化的方式来解释这个世界作为容器而继续运行着。在支持团体中，人们彼此支持，来填补任何他人可能失去的资源。例如，在AA团体（即匿名戒酒协会）中，“伙伴”就是支持者，他在那里帮助人们克制不去喝酒。当人们对冲动的控制力减弱的时候，就可以“求助于”他。

这种支持的形式是一个错综复杂而且似是而非的过程，因为它从外部提供了做人们想做的任何事情的可能性。瓦瑞给埃德打电话，这样埃德就能告诉他不要喝酒，这恰恰是瓦瑞知道埃德会这样做的。然而，有一些关于埃德“在那里”的情况（他愿意“包容”瓦瑞的冲动，并且不会被瓦瑞的冲动所折磨），这一点也使得瓦瑞有可能控制冲动。因此，我们的病人带给我们的是他们无法包容的东西。当它不能损害我们的时候，他们也就能够继续运作下去。

作为“抱持者”的意义体系

在成人生命中，抱持构成了成人体验的基石；它是生命得以建立的基石。除了那些感觉无法独立运作的人，它很少在关系基调中处于主导地位。对大多数人来说，抱持被抽象化进入了一个意义体系，同时成为一个容器，使其他所有关系变得有意义。因此，对婚姻制度的信任使得一份婚姻关系度过了吵闹和令人不满意的时期。宗教信仰使人们有可能忍受痛苦。我们被更大的意义体系所抱持（通常是去个人化的），这些意义体系通过提出一些“要坚守”的信念来锚定我们的生活并使我们感到安宁。

第二部分第3章抱持(5)

对一些人来说，赋予意义的抱持功能存在于一些特定的人身上，而不是存在于制度或抽象的理想之上。在试图理解极度悲痛的过程中，马瑞斯（Marris，1982）提出，对一些人来说，失去挚爱之人无异于失去存活于世的所有意义和感觉。在这种情况下，挚爱之人的功能不仅是作为依恋对象，还作为运载器，运载那些包容并且建构生活的东西。因此，失去抱持之人的体验仿佛是毫无目的、毫无地点地在宇宙中坠落。（然而，并无证据证明，被制度或观点所抱持在价值、健康或成熟方面或多或少要胜于被人所抱持。理想化的事物和人是一样脆弱的。）

他人的这种赋予意义的抱持功能通常只在个体原本井然有序的生活出现了危机或遭遇严重破坏的时候才变得清晰起来。例如，在大屠杀中，人类世界中所有的理性和可预测性都停止了，人们就不得不寻找被抱持的方式。

雷切尔

20世纪40年代早期，雷切尔出生在匈牙利的一个小村庄中。3岁的时候，她目睹了父母被谋杀的过程。那个时候她并不明白她的父母是犹太抵抗运动的斗士，但是她记得人们的谈论，谈论收留她是件多么危险的事情。

但是，她母亲原来的一个女仆（南妮）来到她这里把她带回家中。一年后，这个女仆和她的家人也被杀了。

“南妮、她的丈夫和我都在外面野餐。我们听到了盖世太保的声音，他们让我躲在毯子的下面，我记得我非常害怕。盖世太保踏上毯子，把他们带回屋子里。我记得我听到了很大的声音，但我还是待在毯子下面。过了很长时间，我走进屋子里。屋子已经被洗劫一空了，墙壁上也空空如也。我记得我看到他们仰卧在地板上，我感到很害怕。这是我在整个战争中感到的最强烈的感觉。

早上，她姐姐来了，在灌木丛中发现了我。她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告诉我这些人不是好人，是对抗耶稣的。她说她会把我当成她的孩子来抚养，她给了我一个十字架带着，并从未让我走出这个院子。

虽然有这些混乱，我还是感到有人非常关心我、为我担忧。我记得那种被抱持的感觉。人们不怕麻烦地来照顾我，使我继续存活。我知道在我的身边发生着很多牺牲。我多次听说我的母亲请求南妮把我带走并把我当成她自己的孩子来抚养。我的母亲担心她不能躲过战争之劫。我并不能确切记得我的母亲，但是我记得她的头发，我还记得那种被抱持的感觉。在那段时间里，尽管所有人都变了，我却一直有一种被关心的感觉。”

当雷切尔5岁的时候，纳粹发现了她并把她关进了集中营。她之所以能够存活下来只是因为她要被用在一次医学实验中。在集中营中，一个失去自己孩子的妇女依恋上雷切尔，这个妇女尽她所能做到的一切来做雷切尔的安慰者。这种情况持续了两年—直到这个妇女也被杀害了。

战后，雷切尔被一对英国夫妇收养，在她的体验中，这对夫妇是冷酷并且无爱心的。这对夫妇的婚姻是麻烦频出并且充满暴力的，他们希望她这个收养的可爱女儿能够成为他们之间的调解者。在回顾过程中，雷切尔现在能够明白养父在某种程度上期望她这个“孤儿”能够成为秀兰-邓波儿。而雷切尔看上去显得瘦小、体弱、头发稀少，而且非常恐惧饥饿，因此无法学会餐桌礼仪。她从最开始就感到养父对她有很深的排斥感。然而，她的养父母确实在经济方面给她提供了帮助，并且使她有可能接受良好的教育。

在很短的时间里，雷切尔学会了在她的新世界中，要“达到目标”所需要的东西。她知道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被人喜欢，因此她着手系统地打造自己，使自己变得可爱。她成为一流学生并且很受欢迎，但她从未谈及过去的生活。她将自己经历中更为“真实”的部分埋藏在内心，这一点使她无法与任何人建立深层次的情感联系。“一旦我学会按照伦敦中上阶层的规则来游戏的时候，我就证明自己是个做梦的小孩。我从未谈及大屠杀，也从未谈及我的内心世界。我将他们愚弄的团团转，按照他们的规则游戏人生，从中我得到了一些堕落的快感。”

当她17岁的时候，雷切尔离开了她的养父母，搬到以色列。在那个理解大屠杀并为犹太人而建造的故土上，她找到了她感觉能够建立真实生活的人和社会价值。与那个将要成为她丈夫的以色列男人在一起，雷切尔第一次感到足够踏实，能够开放她自己，与他人建立真实可信的联系。她感到了足够的“抱持”，能够结婚，有小孩和朋友，拥有一份助人的职业，并努力用尽其他每个人都努力用的方法来与他人建立情感联系。

第二部分第3章抱持(6)

雷切尔的痛苦经历通过很多方式得以显示，但有关抱持的体验是尤为有启示意义的。例如，即使熟悉的挚爱之人被突然谋害，离她而去，雷切尔仍然非常深刻地记着被抱持的感觉，这一点非常显著。因为这一点，出于相信某人会前来试图照顾她，迟早会有人“在那里”的感觉，雷切尔能够建立一种存在的结构。人或许会变，但照顾的功能将会持续存在于世。当然，这种体验回应了AnneFrank的断言“不管发生什么事，我相信人的本质是善良的”（1952，p.233）—他是在说同样的世界因毁灭性打击而近乎疯狂的同时说这些话的。

但一旦安全了，雷切尔却不能感受到来自她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基本的被抱持的感觉，这个社会的物质是富裕的，并且以这个社会的标准来看她也是成功的，但这个社会无法包容她的经历。只有当她能够舒适地定居在社会和种族理想的容器之中的时候，她才能够开始真实地展示自己。对雷切尔来说，以色列代表一种“赋予意义”的方式。在这种适当的抱持性环境之中，她能够开始处理一些由创伤性的早期生活带来的伤疤。

丧失和创伤，即便不如雷切尔遭遇的那般深沉，也会严重损坏人们对“足够好”的关注的期待。在这种时刻，存在的抱持功能让人怀疑，当我们站在地球上的时候，地球都在震动。随着我们日渐长大，我们内化了我们对世界在涉及我们的方面的运作方式的一些确定的期待，这些内化成为我们心理守恒（psychologicalpreservation）的核心。另一些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不可避免）要将我们的存在基于他们身上，拥有包容我们或伤害我们的能力。

安娜特成年早期的生活是围绕着她的家庭的，她描述她的家庭是“非常普通的”。她的精力主要用在照顾两个年幼的女儿身上。她和她的丈夫关系谐调，但情感距离很远，他们正集中精力装修他们新买的房子。在等待对房子进行最后的点缀时，他们搬到了一个租来的公寓中。一天，安娜特收到了一份来自她丈夫的律师的令人震惊的文件。文件中通知她说她的丈夫已经和另一个女人一起离开了这座城市，并且不打算回来了。他把他们的新房子卖了，把夫妻二人的钱都带走了。他们只付了当月的房租。然后，两周之内，安娜特和两个女儿就从相对富裕的生活中落到了依靠福利和社会救济粮票来生活的地步。除了剥夺和羞耻之外，除了找工作和重组生活的中断和必要性之外，除了愤怒和无助之外，安娜特说最坏的事情莫过于发现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她一直认为她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也受到人类共有的公正和诚实的标准的保护。（她也曾经认为她受到她丈夫的保护。）她做梦都没有想到，有人会如此彻底、如此不留余地地“把毯子从我身下抽走”。

那么，在安娜特的例子中，坠落的比喻再次作为描述意义丧失的一种方式。人们赖以作为生活架构的东西化为泡影。安娜特陷入了自杀性绝望中，由于必须要照顾孩子，为了坚持照顾孩子，她从绝望状态中恢复过来，保护孩子不再遭受相似的空中坠落之痛。

关系的抱持功能不仅提供关心和意义，也提供希望。当我们感到被抱持的时候，我们就能将我们自己导向未来。这是杰罗姆-弗兰克（JeromeFrank）关于心理治疗的本质的观点。我们能够对病人有所帮助，对“抱持”他们有所帮助，不仅是因为我们直接的帮助，还因为我们提供了希望。正是我们自己对（推测起来是）抱持我们的意义体系的信任使病人有可能获益。如果这是正确的话，我们开出的仪式具体是什么就不是非常重要了（不管是要求人们每当愤怒的时候就写日记还是让他们在沙发上躺上10年，说脑子里冒出的任何事），真正的治疗是我们抱持病人，这使我们的病人对未来有希望成为可能。从病人的观点来说，重要的是我们赋予意义的仪式与他们自己的要足够相容，这样才能成为共同的意义体系而起作用（一个他们也可以依靠的意义体系）。

第二部分第4章依恋(1)

这些结，即使轻如空气，也如钢铁的连接一般坚固。

—Edmund

Burke于1775年3月22日在与美国进行的和谈上的演说

依恋与抱持有关，但又有所不同1。在依恋中，我们“坚持前行”并因此感觉不是那么孤独。我们能依恋那些不抱持我们的人，我们也能被那些我们不依恋的人所抱持。婴儿的抱持感远早于依恋感，因为依恋系统的出现更晚一些。虽然在童年早期，联系的这两条线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但在成人关系中他们就分开了。依恋和抱持两者都是很关键的。抱持的对立面是坠落，依恋的对立面是孤独（或丧失）。处于孤独之中，就像坠落一样，是令人害怕的体验。

如果说抱持是发生在臂弯之中的，那么依恋就是发生在接触、眼神、声音（简而言之，就是发生在亲近感）之中的。依恋存在于情感联结的体验之中—如果需要的话，空间距离是可以被超越的感觉，也就是说，尽管存在空间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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