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精神分析第一讲
儿 童 精 神 分 析
主讲:法国儿童精神分析家:Pascale Hassoun(阿苏)女士
法国巴黎八大心理学副教授: Rosseau(卢梭)先生
翻译:霍大同
记录:徐云、蒋育红、李霞
整理:居飞 秦伟、
第一讲
2003-12-15 上午9:00-12:00
霍大同:开始说一下,这个讨论班是和欧中精神分析互动协会和欧洲精神分析组织间联盟联合组织的,儿童精神分析始终是这个讨论班的中心。
明天下午有一个儿科中医医生,演讲主题为“孩子的疾病和父母的关系”。
下面先请请法国联盟成都语言中心的主任Serge先生为大家讲话。
法语联盟主任:大家好,我是Serge,是法语联盟成都中心的主任,仅仅是九月份才到成都来的。当然,法语联盟的目的在于发展法国和中国之间的交流,他们的第一个目的是建立法语学校,在这里教授法语。最重要的是相互的交流,比如你们就学法文,我就学中文。但并不足够,同时我们还有一个目的,是促进更高水平的文化交流。我们从艺术家的交流开始。可能你们不少的人已经参加过法国联盟组织的音乐会。现在我非常高兴在这里迎接我们的法国朋友。我知道对他们来说接受一个时差的转换是非常困难的,我当时在九月份的时候就遇到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最终举行的一个研讨会,精神分析的研讨会,是很特别的儿童精神分析研讨会。在法国有一个伟大的精神分析传统,弗洛伊德自己也在法国读过书。同时,法国还有很多伟大的精神分析家,比如拉康,比如多尔多,不幸的是他们都去世了。但我们能看到这种研究仍然在进行,而且有大的研究家到了这里,像今天到成都的两位专家。
我很高兴在中法之间有一个交流,我特别对精神分析这个领域中法的相互交换有兴趣,特别是在我当学生的时候。当时我的专业是语言学,在这个语言的研究当中,有对文本的研究。有一个特别的领域,叫做心理语言学。因此,我就有机会,上心理语言的课,上拉康的讨论班。拉康当时有一些课,或者会议,有对病人的介绍(大查房)。我向你们保证,拉康对于法国人来说都是非常困难的。当法国人在研究拉康时,经常是很难找到共同的理解。但是当他介绍病人的时候,他讲得非常清楚。当他讲精神分析的时候,用的语言非常难,是因为有他的理由。但至少是帮助我们自己思考。
我高度评价你们的研究,我相信在中国研究拉康很困难,因为它在中国也是崭新的。你们很好幸运,能够听到大的专家帮助你们。你们还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是因为霍大同教授能给你们讲课。那么我不想耽误你们太多时间,下面要学习的课程安排得非常紧凑。
希望你们充满勇气,去很好地进行学习。谢谢你们的倾听!(结束)
霍大同:请阿苏女士自我介绍。
(鼓掌欢迎!)
阿苏:(中文)我很高兴见到大家。(法文)我当时是学心理学,然后做一个个人的精神分析,因为这个涉及到的是个人的经历。接下来我就在一个精神病医院工作。法国的精神病医院和社会结合得很好。接下来我在一个儿童接待中心工作一年,这些孩子的家庭出了问题。然后我在一个新的门诊中心工作,接待上学的孩子。接下来的经历我会慢慢讲。以后我就和卢梭先生一起做精神分析的工作。
卢梭:大家好,我不能讲一点中文。这是我第一次到中国。我也是接受的法国索邦大学的心理学教育。现在我是巴黎八大的副教授,我也是做了一个个人的精神分析。目前主要是在巴黎八大的心理系做教师,同时也有一点分析家的工作,主要是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研究孩子和青少年。
霍大同:下面课程正式开始。
阿苏:今天我想从某个简单的东西开始,就是孩子的观察。如同你们所听到的,这个涉及的不仅仅是孩子的分析,还有孩子的发展。因此,我们首先开始讲一个健康的孩子,他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先注意观察他。先观察这个孩子,然后再接触理论。这是一个叫弗郎斯瓦·多尔多(françoise Dolto)的分析家对孩子的观察的个案。差不多类似弗洛伊德当时观察到的一个场景,叫做fort---da,也就是说,一个客体离开了,我们知道他会回来,就不是绝对的消失了不回来。那么我始终要使用客体这个概念,是因为孩子的第一个客体是母亲。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花园里面,孩子在他的婴儿手推车里面。孩子有一点问题。多尔多说,“我把帽子摘下,拿了这个帽子给这个孩子,孩子没有摸这个帽子。然后我又拿着帽子用另一种方法介绍这个帽子。在这个时候,孩子就做了一个动作,接近这个帽子。孩子把帽子拿下,放在手推车上。然后我就给妈妈讲,同时仍然和孩子一起拿着帽子玩。然后我把帽子拿回来戴在头上,孩子非常紧张,伸出手来想把帽子拿回去。然后我就和他做这个把帽子给他、又拿回来的游戏。孩子非常高兴,最后他把帽子丢到地上。孩子的母亲说,我不和他做这种游戏,因为他自己经常做。然后我把帽子捡起来,拿给孩子,他把它丢在地上,我又捡起来,拿给孩子,他又丢。如此反复几次后,我对他说:‘在地上的帽子,帽子给你’。这时他停止了这种游戏,停下来看我把这个帽子从地上捡起来。我停下做游戏,这个时候孩子也停下不动。我再给他帽子的时候,他完全不想要。然后我又把帽子放到身后,说:‘没有帽子了’,把帽子拿到前面,又重复这个动作和话语,孩子没有表情。我把帽子放在身后5到6分钟,然后说‘帽子不见了,已经走了’。这个时候我看到孩子呼吸稍微有些急促,于是开始新的游戏。这个时候,孩子就大笑起来,然后我接下来做的游戏是把帽子放在我的背后,说‘帽子’,然后把帽子拿到面前,说‘没有帽子’。孩子因此感到非常高兴,对帽子的消失和重现,同时对语言的这个游戏也非常高兴。”
这个小故事能够看到小孩能游戏,因为这个话语的游戏他变得非常有活力。同时,虽然他不能讲话,但对这个话语游戏感到非常高兴。这次的讨论班就是从这个故事开始,讲一个语词的快乐。语词的快乐,不仅让孩子有一个实际经验的快乐,而且有一个言词交换的快乐。我们能够看到孩子是很聪明的,尽管那时候他不能讲话。孩子能够用脸上的表情和语言的游戏来表达很多东西,进行交流。经常我们有一个倾向,常说孩子需要这个,需要那个。我们经常“孩子”这个词,而把所有孩子当成一个样,用“孩子”这个一般性的语言来命名。但实际上,我们能看到,任何一个孩子都不象另一个孩子,个体间有非常大的区别。对于小孩子来说他们有非常大的区别,如对于食物的需要,孩子之间就有非常大的区别。
尽管有一些抚养孩子的基本原则,但每个孩子有自己的需要。法国有一个很大的讨论,当母亲停下用母乳喂养而用奶嘴时,是不是必须三个小时一次的喂,还是说只要孩子需要就喂。当时就有两派,一派是严格的遵照三个小时喂一次。站在反对面的多尔多那一派认为要知道孩子真正什么时候需要,再决定喂奶。我们必须注意到,孩子的喊声、哭叫声。比如说孩子会哭叫,是因为他们需要或者高兴,并不是说哭叫就是痛苦或者有什么需要。母亲很容易区分孩子的哭喊,是正常的哭喊还是孩子生病了。因此我们必须要尊重孩子的哭喊,因为这个哭喊,起了一个指示孩子状态的作用。因此在孩子哭喊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很焦虑,而应该去理解孩子究竟需要什么。因为孩子利用这个哭声来表达他生存的需要。比如说我们有一种担心:孩子是不是太聪明了,哭喊不够。因此孩子有时就不愿意哭出来,他担心父母会有一个不好的反应,会引起父母的不高兴。因为对于孩子来说他维持一个和父母的良好关系是很重要的,因为他开始完全是依赖性的。母亲都懂,我们不需要说。但是有时母亲遇到问题,这个时候,母亲就无法忍受孩子的哭喊。因此,我们允许10个月到15个月的孩子破坏一些东西。当然,我们要保护他不要到很危险的地方去。但是这样一种自动地行为给这个孩子一种快乐。因此,我们必须尊重孩子能有自动的行为。比如说给孩子一个客体,一个玩意,他自己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有时我们需要不让孩子走得太远,因为可能有危险,如果我们制止孩子停下来,那么母亲应该有一个语言解释。实际上问题常常是发生在孩子刚开始走路的时候。孩子开始走路的时候,我们常给他一个界线,但这很可能会导致孩子的退行(régression)。如果碰到孩子任性的时候,母亲不应该阻止他,应让他表达,因为他表现了自己内心的冲突。比如类似于刚才提到的扔帽子。孩子的第一次发气实际上是正常的,就在于孩子是试图表达他感受到的痛苦。在这个时候,这个外界的禁止给了孩子一个界线,强制不允许他走,给了他一个冲突。比如我们能看到孩子发气,是因为他自己不能够登上一个椅子,实际上在反对他自己,因为自己的无能。有时候,成人就有可能误会,如果大人如果不懂,就可能帮助孩子爬上去,孩子可能更生气。他会不让他人帮助,重新把大人扔掉,自己来。而成人就有可能以为孩子是反对他,就对孩子说:你太调皮了,你不爱我。在这种情况下就能够看到成人和孩子间有一种误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大人用语言来帮助孩子,那么这个时候,孩子就能够理解他自己对大人的过激行为,孩子就能够懂得母亲对他有信任感,就可能最后爬上这个椅子。在这种情况下,大人可能寻找试图理解孩子为什么有这种发怒。因此这个时候话语就起了一个把孩子从他的无能的状态拯救出来的作用。此时多尔多利用另外一个例子来说明应该允许孩子的一种退行。这个例子是多尔多自己的一岁的孩子想到睡觉的小推车上,而多尔多不让孩子坐在婴儿车里面出去,就直接带孩子到公园去。突然,孩子不愿走了,就躺在地上。这个时候多尔多很惊奇,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就很紧张。孩子在地上打滚,公园所有的人都看着。最后,多尔多懂了,实际上孩子是希望和婴儿车一起在街上散步。如果伴随着婴儿车一起出来,一方面他可以自己走,显示他已经长大,一方面如果累了可以仍然回到婴儿车。他说,幸好我懂了孩子的意思,不然我会觉得孩子很任性,非常难带,是有坏习惯的孩子。
另外,大家都知道,我再举一个单独吃饭的问题。这个孩子是希望他能够单独吃饭,就像其他成人一样,他有能力自己吃饭。孩子能够逐渐学会自己吃饭。是成人最后懂得在哪一个时候要求孩子和成人一样坐在桌子旁边吃饭。
如果我刚才讲的这些是大家知道的事情,明天和后天逐渐讲孩子会放弃一些行为,学习一些新行为,逐渐长大的事。今天想强调的是大人眼里看到的孩子行为不端,很调皮很淘气,可能是因为他们不能理解孩子的某些行为。
下面是另外一个多尔多讲的例子,是两岁半的小男孩让(Janet)失掉所爱之物的经验的个案。那个孩子收到母亲送给他的一个礼物,是一个小的玩具枪。这个孩子非常高兴,因为正好这个时候是战争结束的时候,玩具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很想到公园里面去玩。他们带孩子去坐公园的旋转木马。孩子是和外婆一起去的。然后外婆说:“把枪拿给我”。他说:“不,枪不是给女人的”,然后把枪放在地上。当木马停止转的时候,找不到枪了。他和外婆一起回到家,对母亲说:“我很对不起,我掉了我的枪,你会感到很担心”。讲这个故事给他妈妈听后,母亲知道很难再找到这把枪。她就问外婆:让是否心里不舒服。外婆说:“完全不,他完全不感到不舒服。当我说把枪给我,不应该放在地上,他说:‘没有关系,至少有一个人他拿到这把枪后他应该很高兴’”。妈妈听到这以后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并不比让更感到不安,因为玩具枪是让的,如果他高兴那么我就高兴”。因为肯定有一个小男孩感到高兴,人们就不再说这个枪掉了的事情,十五天也不说。十五天以后,妈妈看到孩子在发呆,就问他:“在想什么”?他说:“如果当时我不把枪放在地上,现在就可以和它一起玩,我现在非常想继续玩这把枪”。妈妈说:“以后你要注意,你喜欢的东西不要丢了”。这个故事就完了,对小孩来说,这是他的一场经历。孩子面对另一个孩子找到这把枪的时候,他能知道这把枪的价值。他是十五天以后才认识到对他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的丧失。刚开始他觉得很自豪,觉得掉了以后没有关系,因为有另外一个孩子可以捡到。
(卢梭:阿苏女士的故事有三个观念,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