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大学心理学系 刘惠琴 教授
摘要
本文想探讨的是台湾社会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家庭中的夫妻关系从父权转变成平权结构的转变过程中是如何在转化着?在转变中,所反映的夫妻冲突现象为何?家庭中的两性又是如何彼此影响着?关系中的影响历程呈现出怎样的型态?
本文所根据的是「社会变迁中夫妻冲突与影响历程」研究部份的结果。文中将从女性主义的观点讨论20位妻子的深度访谈质化资料所整理出来的几个主题。主题抽取的方法是依循扎根理论的分析程序而成。文中并讨论此结果对社会影响理论与婚姻谘商实务的影响。
研究问题与相关文献
台湾地区在近半世纪中以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因此社会结构也随之变迁,社会化方式也受到了莫大的影响,而最后更引起了中国人性格与行为方面的蜕变(杨,1981)。在此社会文化变迁中,人际关系的规范亦会面临改变。个人在面对改变时,亦同时感受到关系规范的失调,而导致关系中的冲突。本研究关心的是这些冲突经验所反映出的议题为哪些?这议题与父权结构转平权结构变迁方向有何关联?冲突─—改变的过程为何等问题。以下将先分别详述:
社会变迁中的冲突关系与影响历程
女性主义的观点等相关文献。
一、社会变迁中的冲突关系与影响历程
(一)中国历史传统父权家庭结构
从中国历史来看(鲍家麟,民68)(陈东原,民68)父权体制的形成,要从周朝的宗法制度开始。周朝以前的社会,被认为是母系社会,「民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两性分工没有严格的「男外女内」,也没有男尊女卑的限制。「贞操」的观念淡薄,女人比较不受拘束。周朝开始,在宗法组织中,家长之全定于一尊,子女是父母的所有物,女子又是男子所有物。男尊女卑的观念开始具形,男外女内分工制也开始极化。战国以后,「妇道」(学作媳妇的道理)形成。妇人被推崇要以顺从为务,以贞懿为旨。曲礼说:「听于无声,视于无形,不登高,不临深,不苟訾,不苟笑;立必正方,不倾听,毋嗷应,勿淫视,毋怠荒。」女子开始已被塑造成服从、依赖的典型,言行举止、身体开始受到拘限。汉朝时期,汉武帝「招致儒术之士,令其定仪」把从前含糊的礼制,都明确规定了。首先是皇上诏赐贞妇顺嫦,将贞节、顺从等规范用王权、律法巩固之。男女权力关系的规范,如男尊女卑,夫为妻纲,三从四德等,在当时班昭的「女诫」之中可见一斑。「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贯,女以弱为美…」(女诫敬慎篇),「卧之床下,明为卑弱下人也;弄之瓦砖,明其劳主执勤也;斋告先君,当明主继祭祀也,三者盖女人之常道,礼法之典教。」(女诫卑弱篇),「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故不可逃,夫故不可违也。行违神祇,天则罚之;礼义有愆,夫则薄之─—故事夫如事父,与孝子事父,忠臣侍君同也。」(女诫夫妇篇),紧接着,宋、元、明、清继续加强对妇女贞节的道德化,「贞节牌坊」设置,更将贞节法律化。为了巩固贞节贯彻,女子的身体、行动被严格拘限(如缠足),减少不贞的机会;女子的思想也被限制,「女子无才便是德」,以减少淫念的干扰。(刘,民72)
(二)台湾社会父权家庭结构
吴琬瑜(民81年)在台湾父权家庭制度的女性处境分析一文中,亦描述台湾移垦日据时期家庭结构中有关“过房子”、“螟蛉子”、“童养媳”、“养女”、“蓄妾”、“入赘”、“冥婚”等习俗,亦反应着父系系谱主义的先验性思维结构所建构出的文化设计。也就是说,虽然此父系系谱旨意在实际生活上存在着许多矛盾现象,例如每一家庭未必生育男性子孙,未考虑单身独居人口等等。但为了迎合此固定的文化模式,人们不顾实际层面的困境,削足适履,造成许多非理性的行为,例如,在生了许多女儿之后,还是拼命要生一个男孩为止,或是用养子、养女、童养媳、蓄妾、冥婚、入赘等方式来迎合父系系谱的贯彻。除了此家庭人口迎合外,在文化层面如风俗、民情、法律等方面,均在确定父权家庭制度的运作与消解存在于内部破坏因素。因此,看似庞大且杂乱无章的态度系统,即使只是情感层次上,对于亲属称谓的表达与转换,均潜藏着以父系系谱主义的先验性思维结构的文化设计。
光复后时期,家庭父治依据逐渐以功利主义为衡量标准,父权家庭规范开始松动,两性关系的冲突家庭与工作角色冲突开始呈现。台湾社会亦开始进入剧烈的社会变迁之中。
(三)「父子轴」家庭与「夫妻轴」家庭的变迁
关于台湾地区的变迁,杨国枢(1981)提出台湾地区已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因此社会结构也随之变迁,社会化方式也受到了莫大影响,而最后更引起了中国人性格与行为方面的蜕变。变迁的方向在社会结构上则从集体主义,上下排比,一元同质等的农业社会结构趋向个人主义、平行关系、多元一质等的工业社会结构。在社会化方式上,则从依赖、顺同、自抑等训练趋向独立、尚异、自表…等的训练。而在性格与行为上的改变,则从社会取向、权威性格、外控态度、依赖心态等性格取向到个我取向、平权性格、内控态度、独立心态等性格。杨国枢(1994)更进一步提到巨大的现代化社会变迁会引发家庭型态与结构的特殊转变,从「父子轴」的家庭型态转变成「夫妻轴」的家庭型态,也就是从男性中心转向两性平等,从以家庭为重的集体取向转向尊重个人的个体取向;从单向强势的关系转向双向均势的关系;从角色优先、责任为重的互动到感情优先,权力为重的互动…等的改变。然而,社会变迁是缓慢的,在这过渡期中,如何透过大环境结构的改变与人际互动型态的改变的交互影响,使得变迁顺利达成。然而,在社会文化的变迁中,人际关系的规范亦会面临改变。对偶(pair)在关系中,由于个人面对变迁的调适机制之不同,而会产生规范的失调,而导致种种冲突。在冲突中,个体可能〝离〞,可能〝合〞,亦可能调整自己及两人的关系结构。然而,为什么有些夫妇因冲突而〝离〞,有些因冲突而〝合〞,有些因冲突而〝改变〞?冲突对关系的意义为何?而不同因应冲突的方式对关系是否有不同的影响?
二、女性主义的观点:
(一)女性主义对家庭研究的观点
「女性主义」(feminism)虽然由于不同时代、地域、文化、情境与社会变迁等产生不同的流派(顾燕翎,民84),但整体而言,「女性主义」是指一套女性为主体的思想与价值系统,并在实践行为中促成改变,终止女性的附属地位,达成两性平权的公平社会(刘,民85)。Gordon(1979)更进一步提出一个对女性主义的理论(feminism theory) 的定义:「一种对女性附属地位处境的分析,希望能藉此找寻改变此处境的方法。」因此,顺着此定义,有下列三个主要的主题(themes)是女性主义理论观点很重要的精神。
1.强调女性的主体经验
研究者应让女性的经验充分地呈现,并不断觉察研究者自己对女性价值观点,避免扭曲。女性经验是人类经验的常态之一,她不再是〝例外〞与〝偏差〞,女性经验充分呈现,有助于对人颣及对世界理解的多元性。为了呈现女性经验的整体性、性别关系必须在其特定的社会文化(social culture)与历史(historical)脉络(contexts)下分析,才能呈现其整体性。
2.强调女性在现有社会体制下被压迫的事实
在家庭研究中,性别(gender)应该是一个基础且核心分析概念,但传统的家庭研究强调价值中立(value free) 的客观研究立场,忽略了性别关系中权力差距(朱,民85)因而无法呈现家庭关系中,女性被压迫的事实。1980年代以后,受女性主义的观点影响,性别(gender)的概念逐渐被引进研究中(Osmond & Thorne,1993)。家庭研究「性别」化,其中包含有二个主要元素:?性别差异是社会建构的(social constructure),这种经社会建构而成的性别差异常赋予性别间权力关系的合法性(legitimation)与巩固性(perpetuation)。基于上述的两个元素,性别(gender) 就如同种族(race)与社会阶级(social class)一样,也是一种社会结构,具有社会分层 (social stratification) 与不公平(inequality)的基本本质。因此,性别关系(gender relations)基本上就是权力关系(power relations)。与男人相比,女人在社会、经济、法律、政治等各层面上都是被压迫,且处于附属地位的弱势团体 (minority)。因此家庭研究若忽视性别关系中的权力分析,那女性经验中被压迫的事实就无法呈现,甚至会有「责备受害者」(blamethe victim)的偏见产生,此点在下节论述中会再继续阐述。
另外,既然性别差异是社会建构的,那传统以性别差异为基础而形成的家庭结构,包括家庭型态、家事分工、亲密关系与性关系等对〝家庭〞的看法也受到挑战。单一的(unitary)对〝家庭〞(the family)的看法备受质疑,多元的〝家庭〞看法被提出后,更显示单一的家庭意识型态,非但不合适人类家庭经验的多元性,而且也更常巩固了(perpetuate)对性别、阶级、文化等偏见,对弱势产生压迫。
3.强调社会改变(social change)的重要性
虽然女性是社会建构下的弱势受害者,但并非是被动受害者(passive victims),女性主义者视女人们为促使文化改变的行动者(changeagents)。「性别」(gender)既然是人们透过日常生活中所建构(constructing)的,就有可能解构(de-constructing)与再建构(reconstructing)。这种透过解构,再建构个体与社会互动的改变过程,符号互动论(smbolic-intreractionism)的理论架构就很能阐释。符号互动论强调:
个体对个别事物的行动是根植于个体对此事物所赋予的意义之上。
「意义」是透过人际的互动所产生的。
「意义」透过个体对周遭事物的解释历程(interpretive process)。在互动中实践之或修改之。
无论个体或小团体,都深受大环境的环境中的社会间文化历程所影响。
透过每天情境中的互动,个体不但发生了自我概念,提供了自发性行为的动机基础,也同时建构了社会结构的内涵。
基于上述,女性主义取向的研究不只是要多了解,认识世界也想要改变世界,尤其是现存的性别关系与女性附属地位的处境,都需要改变。综合上述的女性主义观点的基本元素,以下将分别阐述其对现有家庭研究理论的批评。
(二)女性主义对现有家庭研究理论的批评
女性主义观点认为传统最被沿用的家庭研究理论架构,包括角色理论(role theory),社会交换(social exchange theory),及一般系统理论(gender system theory),均忽略了女性的主体经验与性别关系的分析。其中,尤其是忽略了家庭中的权力(power) 的概念及社会文化与历史脉络观点,现分别详述于后:
角色理论(role theory)
女性主义观点质疑传统家庭研究中,将性别(gender) 简化为性别角色 (*** role) 的概念,更不同意将性别关系简化成〝工具性角色〞(instrumental role) 与〝情感性角色〞(expressive role)的二分类,及认为强调并鼓励此二角色的互补功能(complement arity),是模糊了现实生活中权力差距的真实。
基本上,角色理论强调个体角色期望的配合与调整,无法针对性别关系中的权力与改变动力,同时忽略了社会文化及历史的脉络背景,更无助于社会文化的理解与改变。因此,简而言之,性别角色理论的不足在于无法解释性别关系中权力 (power),不公平(inequality),及冲突(conflict)的现象,光是假定公平无私的角色规范与期望,是不足以解释性别关系的。诚如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sr) 所言:「那些统治的人最有办法配合他们的利益,制订规范。」〝Those who rule are most able to define the norms in accord with their owninterests〞
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
女性主义观点批评交换理论中的三个假定如下:强调人际关系公平与交换,忽略了大的社会结构与体制的影响(如经济、法律、宗教、文化等结构都赋予男性在家庭内有较高的权力),因此,交换的资源与权力的来源绝不只是人际的,也来自社会文化的。
假定人际互动个体,均有〝自由选择〞(free choice)的条件,无法考虑到资源与权力的差距对自由选择可能性的限制。因此,当有人留在受虐或不公平关系中,不是因为他自由选择后,喜欢留在受虐关系中〝享受〞受虐。
假定在家庭中的人际交换是公平的(fair)。对现存不公平的性别权力关系是视而不见的。
简而言之,女性主义观点强调夫妻间的权力关系不容被忽视,大的社会文化背景脉络对性别权力关系的影响也不容被忽视。男人在婚姻中的优势与支配地位并不是来自于〝个人资源〞或〝人际交换〞,而是来自于既存的社会结构与文化意识型态所隐含的价值所影响的。性别关系中的权力差距,不会自动趋向公平,当男人继续在经济、政治、教育、宗教等体制中享有相对优势时,他又怎么会在家庭关系中自动放弃此优势呢?社会交换论在解释「受困」关系 (entrapment) 与受虐关系时,就常有无法解释的困难。
一般系统理论(general system theory)
女性主义观点批评一般系统理论只把家庭系统看成是家人互动系统,而忽略了社会文化与历史的脉络背景,同时亦忽略了家人关系中的权力。传统系统理论认为家庭是私领域(private sphere),不该像公领域 (public Sphere) 中权力的问题,也因此暗示了性别关系中的权力是相等的。假如忽略了大环境中性别权力不等的事实,会假定与夫妻对维持功能不良的家庭型态有相等的改变权力与责任时,而事实上,又看到妻子无力改变的事实,有的治疗者会责怪妻子的不够努力,如〝无助的伪装能力〞(disquised power of helplessness)与〝弱势的辩证强势〞(the paradoxical strength in weakness) 与〝责备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的偏见等。
女性主义观点质疑传统对公领域——私领域二元分类 (public private dichotomy),认为性别权力关系同样影响着公领域与私领域,不因领域之别而有所不同。公领域中的工作 (work) 世界(即男人的职业与组织)是由父权性别系统 (patriachchal gender system)及资本主义经济系统(capitalist economic system)所界定与形成的,不是理所当然该如此运作。私领域中所界定的性别角色、家庭型态、家庭关系等也同样受害着父权性别系统所影响。
三)女性主义对婚姻关系中的权力分析:
基于上述,女性主义观点认为婚姻关系中的权力不容忽视。以下将介绍Polk(1974)提出来的「差别权力分析」(differential-power analysis),以资代表。Polk(1974)提出:
男人由于他的性别,享有比较多的权力(power)与利益(privilege),用此有意或无意地在关系中、在团体中、在工作上压迫女人。
为了巩固此有利位置,男人们倾向保存他们的权力与利益,不论他们是否也在压迫中受苦。
男人占有且排除女人在社会上经济与政治的权力位置。这些位置让男人享有社会的资源,尤其是经济的资源。
婚姻是一种对女人奴役的体制,无论是个人发展方面或性方面,被「爱情伦理」(love ethic) 与「经济需要性」(economicnecessity) 所驱使着,并包装其奴役的本质。
虽然男人也受此系统所影响或压迫,但他们并不如女性一样,由于她的生理性别而被压迫(因此也较不愿改变)。
女性角色与文化价值均是压迫下的产物。过度推崇此角色与价值会不利于女性处境的改变。
由于男人享有较多行为与经济上的可能选择,他们多少应该为女性的受压迫担负改变的责任。
男人藉暴力,限制可能的选择(options),选择性地酬赏、资源与主要社会体制的控制,专家性与媒体接近性等方式来压迫女性。
(四)冲突─—改变的影响观点
基于女性主义观点中,对婚姻关系中权力关系的分析与社会改变(social change)的强调,女性若能在婚姻关系中改变其性别关系的权力结构,势必也改变了家庭内的系统,进而带动了社会文化的改变。因此如何使婚姻关系的权力结构从父权转成平权,是许多研究者与行动者关注的重点。只是这改变的过程,势必带来紧张与冲突,而这种如何透过冲突,使个体解构、再建构的过程,是以下将介绍的「冲突─改变」的影响观点。
从上述符号互动论点中来看,个体的改变与社会是双向的互动的过程。Strauss(1978)更进一步提出”negotiated order”的理论架构(如图一所示)说明「意义」是如何从微观层次(microlevel)的概念到巨观层次(macrolevel) 的概念中互动,其中依序分为自我认定(identies)、角色(roles)、互动(interactions)、与背景(contexts)四层概念。
Contexts
Interactions
Roles
Identities
图一:协商层次(negotiated order)
(Strauss,1878)
「自我认定」指的是自我认定其自我角色中最突显(salience)的意义(self-meanings in a role)。「角色」指的是某些社会位置上的人们共同分享的规范(Heiss, 1981);这些分享的意义系统使得角色扮演者与其互动对象能在其社会互动中维持互动的规律性与预测未来的行为(Turner,1970)。
角色无论是正式 (formal) 或非正式的(informal),其内容都是透过协商(negotiated)而成的,只不过是非正式的角色内容有较多的协商空间。而这种协商的过程,及透过互动中(interactions)的角色取代(role taking)与角色创造(role making)的行动中将意义在自我(self)、他人(others),与情境(situations)中传递。这种从个体(individual)到社会(society)之中的互动联结即是符号互动论观点的主要特色。脉络背景 (contexts)指的是社会文化的脉络。诚如Stokes & Hewitt(1976)所说的一句话“the central theoretical import of the concept of 「aligning actions」is to show how behavior is shaped by culture and how culture is shaped by behavior.”
Strauss (1978) 提出的协商层次取向(the negotiated order approach),即进一步在描述这种个体与社会的联结,如图一所示。协商活动(negotiation)指的是个体在协商互动中所呈现的活动,如谈判(bargaining)、妥协(compromising)等行动本身,协商脉络(negotiation context)指的是协商,情境的脉络,如互动双方的关系特色与情境的特色等。结构脉络(structural context)指的是大环境中的社会文化脉络会对协商情境产生直接影响的结构脉络。
因此,任何婚姻关系中的共识或契约,都是一连串协商互动下的产物,所反映出的不只是协商活动本身,还深受协商脉络与结构脉络的影响。
总而言之,符号互动论认为「社会化」(socialization )是一个透过社会影响( socialinfluence )而成的改变历程(the process ofchange ),而不是个体对社会的单向调适(adaptation )或从众(conformity)的历程。
顺着「冲突─改变」的影响观点,Gottman & Krokoff(1989)曾对25对夫妻作为期三年的纵贯研究,发现夫妻在冲突事件中,表达对对方的不同意(disagreement)与对对方行为的具体批评(criticism),虽然与当时的婚姻满足感(concurrent satisfaction)成负相关(-0.67 / -0.64 ; -0.49 / -0.51),但却对与事后的满足感成正相关(0.50 / 0.44) (0.19 / 0.43)。而妻子的正面语言行为(poisitive verbal behavior)及顺从(compliance)与当时的夫妻满意度有正相关(0.51 / 0.58),但却与长程的满意感呈负相关(-0.41 / -0.41 ; -0.38 / -0.46)。整体而言,先生的顽固 ( stubbornness ) 与退缩
(withdrawal) 对长程的关系而言是最具破坏性的(-0.36)。
若妻子能在冲突讨论中表达生气的情绪,对她日后的满足感有帮助;但若是表达害怕(fear)及哀伤(sadness)的情绪,则对双方长程满足感都有伤害。除此之外,冲突中若表现出防卫(defensiveness)、顽固 (stubbornness),及退缩 (withdrawal)则无论是对当时的满意度(concurrent satisfaction)或对长程的满意度(longitudinal satisfaction)都有害。
因此,Gottman & Krokoff(1989) 建议,在冲突处理过程中,若妻子能勇敢表达不同意及具体的批评,而不过份抱怨、害怕或哀伤的话,对日后关系的改善有帮助;而丈夫的不退缩与不顽固也是日后关系改善的关键。妻子的温柔及顺从,虽说对当时冲突有缓和作用,但对长期关系的改善反而有害。
然而,当一方表达不同意与批评时,若是过度的抱怨、施压,则易使对方无力改变,而呈现退缩、顽固等防卫反应。 Christens & Heavey(1990)提出一种常使夫妻冲突导致负面历程 (negative processes) 的互动型态─「强求─退缩」型态(demanding/withdraw pattern),也就是一方透过情绪化的强求、抱怨、与批评,要求对方改变,然而另一方却退缩、防卫、不行动。研究结果发现,无论是先生自评、妻子自评、或观察员观察,结果都显示在夫妻冲突情境中,妻子强求/丈夫退缩(wife-demand/husband-withdraw)的互动型态显著的比丈夫强求/妻子退缩(husband-demand / wife-withdraw)的互动型态为多。
但是,若将冲突争议主题(issue)考虑进来,则发现若主题牵涉到是妻子要丈夫改变的话,则较会出现妻子强求/丈夫退缩的互动型态;相反的,若主题是牵涉到丈夫要妻子有所改变的话,则较多出现相反的丈夫强求─妻子退缩的互动型态。整体而言,妻子较要求丈夫做较多的改变,相对于丈夫对妻子的要求。而整体的强求/退缩互动型态 ( total demand /withdraw interaction)总数,婚姻关系的满意度成显著的负相关(-0.48自评资料;-0.65观察资料)。
Gottman (1993)随后更进一步提出平衡理论(balance theory),认为持续稳定的夫妻关系,与分裂的夫妻关系间一个很大的差异,即是在稳定关系中,正面(positive)的行为与负面(negative)的行为间呈现固定的比例,约5:1;而不稳定的分裂关系的比例则约为0.6~1.0。Gottman (1993)藉由观察夫妻在冲突情境的互动方式,提出五种夫妻在冲突中的适应类型:
激烈面对冲突型(Volatiler)
温和面对冲突型(Validater)
逃避冲突型(Avoider)
仇恨型(Hostile)
分离仇恨型(Hostile/detached)。
Gottman(1993)。
在四年后的追踪研究中发现,藉由实际离婚与考虑离婚等指标来看,激烈面对冲突型,温和面对冲突型,与逃避冲突型三种适应型态的婚姻关系较后二种型态(仇恨型;分离仇恨型)的关系稳定。从冲突情境的互动行为量来看,激烈面对冲突型有最多的正面与负面的行为;温和面对冲突组则呈现中程度的正面与负面行为量;而逃避冲突组则呈现最少的正负面行为量。仇恨型与分离仇恨型组的负面行为则多于正面行为,比例约在0.6~1.0之间,分离仇恨型的负面行为更多于仇恨型,正面与负面行为之间的比例更低。
从冲突处理的发展过程中彼此说服的尝试量来看,这五种适应类型,亦呈现不同的发展曲线。一般而言,冲突处理的发展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讨论主题确认的阶段(the agenda building phase)
争议阶段(the arguing phase)
协商阶段(the negotiation phase)
而在这三个发展阶段中,这五种类型的夫妻,在彼此说服的尝试量与正负面行为的呈现上,都呈现不同的发展曲线。
激烈面对冲突组─很容易确立讨论主题,也很快就进入争议,公开讨论冲突,不同意处相互说服(eg. your feelings are wrong),正面与负面的行为与情绪多充分流露。说服尝试的曲线一开始就升高,持续平稳。
温和面对冲突组─则较适度、小心、中程度地流露不同意、强调倾诉、了解、与包容后,再提出自己观点 (eg. ok, go on. I m interested and listening to your feeling. I may have my own point of view on this issue, but I want to hear your out.)。说服尝试的曲线缓慢到中阶段升高再下降。
逃避冲突型─多半让时间过了,问题自然解决,而不面对冲突本身。在过程中,正负面的行为与情绪都少,也很少尝试去影响,说服彼此。说服尝试的曲线低平没有升高。
仇恨型─会直接公开冲突,而且双方的防卫行为都高,负面行为多,正面行为少。最典型的如「单方的指控」(mind reading)会对双方的动机、情绪及行为做负面且不易改变的归因(attribution)。
分离仇恨型─夫妻不断相互防卫、攻击、且情绪不涉入。
以上五种适应类型,差别的是相互说服(persuasion attempts)的量(amount)及时机(timing)。后两者易导致关系解离;而前三者虽较稳定,但也各有其得失、风险等,如激烈面对冲突型的夫妻间会强烈的彼此影响,而冲突事件则提供双方深层改变的机会,但若关系韧度不够也担负着关系无力承担的风险;温和面对冲突型是大部分婚姻谘商专家所建议的方式,好处是和谐改变,对关系的挑战较温和,但亦可能妥协较多,改变不够深。逃避冲突型尽量减少面对冲突的成本,但付出的代价是双方的心理距离较大,情感较疏。
利翠珊(1994)在对台北地区16对年轻夫妻互动历程的探讨中亦发现,无论是处理家庭内二代间关系或是夫妻关系,主要是妻子的责任,大部份的丈夫忙于工作,或是没有分享内心世界的习惯,而导致多半由妻子来引发关系改变的要求。
利氏(1994)发现,妻子在面对代间家庭冲突时,若用顺从忍耐的方式,则导致既苦且怨的长期心理反应;若用顺从隔离方式,则苦而不怨;若用主动温和的改变方式,则不苦不怨;若用主动激烈的改变方式,则有可能造成不苦不怨与既苦且怨的二种极端反应。
从利氏的研究中得出暂定的结论是,当今年轻夫妻中,女性比男性在婚姻中被要求做较多的配合与适应,往往也承受较大的压力;以「内省」为因应方式面对与上一代相处困难的妻子,长期来说,较易产生苦、怨的心理反应;以「外求」为主的妻子,则赖丈夫的配合以达不苦不怨的心理状态。
夫妻在面对彼此的差异时,较重视形式关系者,通常以沉默、道歉、流泪、暗示、等方式,来缓冲情绪、逃避冲突;重视婚姻实质内涵者,则会以说明、争吵、轮流、配合等方式来表达感受,缩短彼此的差异,达到改变的效果。
同时,综和有关研究结果发现,在父子轴转变到夫妻轴的转变过程中,似乎出现了个困境(dilemma):妻子承受较多转变的压力,而且也希望有较多的改变,因此也经常是改变的引发者(initiator);但是在现有关系中,妻子通常又拥有较少的权力资源(power resources) (Raven, Centers, & Rodrigues,1975),妻子也较倾向使用间接(Indirective)及单向(Unilateral)的影响方式。(Falbo & Peplau,1980)。然而,单向与间接的影响方式,好处是给予对方改变的压力较小,较有回转的空间,但亦有可能使对方采防卫不变,或退缩的方式因应,而出现了Christensen & Heavey (1990)的「强求─退缩模式」(demand-withdraw pattern),对关系有不利的影响。
关于亲密关系中的影响方式,过去较少被研究(Kipnis, D ; et. al, 1976)。Falbo & peplau(1980),曾对异性恋与同性恋的大学生中,以开放式问卷的研究结果,提出二向度的影响策略模式,直接一间接(direct-indirect);与双向─单向(unilateral-bilateral)。Falbo & Peplau (1980)发现在异性恋关系中,影响策略的使用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存在,也就是,男性较女性多使用直接且双向的影响策略。
Kipnis, et. al(1976)亦曾用开放性的问卷研究夫妻间常用的影响方式,分别为威权方式(Authoritative);协商方式(Accommodative);依赖方式(Dependent);最后通牒方式(Last resort);及放弃方式(Give up)五种方式。其中,威权方式与决策权呈相关(.27);而协商方式与决策权则呈负相关(-.35)。然而在与婚姻满足感与性满足感的相关上,威权方式分别与之呈不显著相关;协商方式则分别与之呈正相关(.25 ; .31);而放弃方式则与婚姻满足感呈显著负相关(-.30)另外,拥有愈高的决策权(decision-making power),其在婚姻与性的的满足感上愈低(-.45 ; -.29)。Kipnis等人研究的结论是强(strong)的影响方式的使用会使影响者相信是他们的力量促成改变;但相对的,也低估了被影响者的力量,并进而降低其在婚姻关系与性关系中的满意度。
基本上,研究者的观点是:个体是发展性的、变动性的,而两人所组成的关系更是变动的,势必得在「变」中找到个体与关系的平衡点。至于不同面对冲突方式,如顺从、忍耐、谦让、互补、挑战、争斗等都是主动面对冲突的方式,在不同的冲突观中各发挥其不同的功能,只要能使关系面对改变而积极的调整,就发挥冲突的积极面;反之,一些较消极的适应方式,如否认、压抑、退缩、强制、操弄等方式,无法觉察到冲突的真正涵义,因而也就无法顺利的调整关系以因应个体的需求,如此,冲突也就变成消极功能的冷热战而已。因此。不同的冲突观中各有其积极与消极的冲突解决历程。在传统中国和谐辩证观的影响下,关系和谐是基本大前提,积极的忍耐、谦让、互补等面对冲突的方式,可使关系逐渐演进,迈向和谐,但通常也需要较长时间的投资才看得到改变,然而这种长期投资的观点也常常模糊了个体对冲突的觉察,而长期「困」在不满意关系中,而无法引发 (initiate) 改变。Rusbult (1983)在提出投资模式(investment model)时,就「意外」地发现人们往往在亲密关系中做「不划算」的投资,明明关系满意感不断下降,付出不断增加,回收却不见增加,同时对其他可能(alternatives)也不做考虑,只是不断地下「赌注」,而关系也就这样「拖」着。 Rusbult(1983)称此现象为「受困现象」(entrapment),后来,Drigotas & Rusbult (1992)又提出依赖模式(dependence model),来解释这群在关系中需求不被满足,但又不主动离开的这群人。而至今,这种「受困」的现象仍是颇模糊、不被了解的状态。研究者认为在传统强调关系和谐的观点下,这种「受困」现象当会更严重,因为改变会有风险(risks),而当个体太强调关系和谐的价值时,对风险的承受度就保守得多。徐临嘉(1993)在对一个离婚的中国妇女经验做诠释时,就指出这位妇女在婚姻关系中的「怨」,拖了12年才主动选择改变。更甚者,如邱瑞穗(1993)在其「异情岁月」一书中亦提到她到65岁时才觉察她不愉快的婚姻关系需要改变。究竟「忍」与「让」,「第三者调解」与「想开」等中国式的冲突面对方式,在社会变迁的巨大冲击下,还管不管用?或是必须配合不同的关系条件,这些传统面对冲突的方式才会发挥积极的功能?
简而言之,研究者关心的是这个从父权结构转变成平权结构的巨大社会变迁中,家庭中的两性是如何在积极地创造、转化,或是消极地因应着,而在因应的过程中,关系中的影响历程呈现出怎样的型态?
我不知道怎么称呼各位,我不太会讲官话,就以「朋友」相称。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场合,是经验的交换;中国人习惯将台上的人称为“老师”,台下叫“学生”,这跟我国的传统结构有关,所以,辅导员被社会期望的角色是老师;老师大多扮演教导与带领,地位较高,而我比较放在「陪伴」、「协同」、「分享」的角色。
今天二个小时的时段里,前一小时,我先说明我的理念,中间有个茶会,最后我会发一张个案描述及处理方法,大家分组讨论(七人一组),我希望大家能保持充份讨论。
我在台湾土生土长,我的训练背景,让我对台湾有较深入的了解;35~40岁是较能看出台湾迅速变迁的一代,所以每当我与女儿谈自己的成长故事时,她总不能体会所有的想法,所以在这剧烈的变迁中,每个人都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这包括我们处理关系的方法、看法,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谈这个题目的原因。
假如你相信科学模型的训练方法,基本上它较讲究助人工作的技术,很多助人机构,会训练大家同理心,而同理心化约成简述语意、情绪反应,而情绪反应化约成形容词检核表,有时会训练大家在听了一段个案的描述后,将适当的形容词勾起来,意思是:一个人被化约到最后是一个形容词。最后,辅导员变成只要一听到刺激就会有一个反应。
民国60年,我读师大心辅系,当时便已投入张老师的义务工作,在我经验里,坐在课堂上抄着笔记,我觉得生命没意义,对我而言,那是一段迷失的岁月。在张老师,让我重新找到生命的意义,但却不是经由训练找到,而是电话那一边所带来的生命的脉动,让我觉得自己跟社会有真实的接触及共存感,会觉得,要学的东西还很多。
当时的训练给我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当还没受充分训练时,你会把对方当一个人看,等充分训练后会发现,自己学会了一种开关,当他说一段话,你会说:「听起来,你很难过」;今天在与人互动时,或听一段很长的故事,再想想「听起来,你很难过,我了解你的感受」时,了解二字,我不敢讲;因为,我必须对这句话负责。可是在科学模型的训练里,“讲”其实还是有用的,个案会继续讲下去,因为他知道你在听。所以,我们常开玩笑说,只要「嗯啍!」就行了。
这时,我会重新去反省;这是我跟人接触的方式吗﹖专业训练为何会让我觉得对人有所区隔:这是我认识人的方式吗﹖这是我的第一个观察。
另外一个观察:各位都知道我是女性,我的背景非常传统,是桃园地区的客家人,隶属中下阶层。为什么我要如此说,在台湾快速变迁的社会下,人的想法会改变,但改变是要有条件。在研究上,人的改变性跟他的社经水准呈现正向的关系,因此,中上阶层较有机会受到西化的教育,他的物质条件也会让他较有空间去反省及尝试;相对的,中下阶层较没条件,每天在为生活拖磨的过程中,他们没被教会去反省,生活对他们而言就是不断的行动,另外一点是他们没机会去接触,所以,来自这样的背景,我受传统结构的激荡是非常大的。
从小家里穷,家里五口人,我排行老大,想念书,但不允许,我必须帮家里的弟妹成器,譬如说:父亲去逝这样的灾难压力,家里的女孩,要帮母亲(女儿跟母亲是同一系统)一起扶持夫家的繁盛;因此,在我的求学过程中,表面看是妈妈阻挠我求学,可是对母亲而言,她也是在尽她的职-让夫家繁盛。但是这却造成了我跟母亲十几年来的仇恨,所以在成长经验,性别一直影响着我,而这影响要如何转成正向﹖假如没看到背后的结构,只看到母女间的冲突关系,这时在问题的认定上,我们必须非常小心,表面上是人际问题,后面可能是一个社会结构。
情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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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不理性」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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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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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规范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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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
在中国的社会里,每个人有一个普遍的痛(没有真正活出自己)。我们的痛苦经常与我们的角色有关;会打电话来的人,都是一个情绪行为,如果从个人系统来看的话,是什么导至这个情绪行为﹖是不成熟的性格,我们最常用的便是「理情治疗」
在统计上,来谈者大部份是女人,其共通点是-不理性、情绪化;
情绪化有二种:
1.不断的告诉你,她有多可怜,辅导员若提醒她往好处想,个案还是会不断的抱怨,让彼此陷入拉扯的关系中,然后辅导员开始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垃圾筒,拉扯一段时间后,辅导员便会生气,并且会希望个案振作,可是个案还是振作不起来,这时让辅导员感到非常地挫折。其次,辅导员也会开始分析他的非理性想法,开始给他功课,希望他回去能转换想法,可是个案就是没有办法作,心里会感到抱歉,于是辅导员又会生气了,最后,辅导员还会骂他,但个案会继续享受被骂,不离开,因为,至少辅导员是关心他的,这种循环的关系,就像是帮他撑着一个残废的结构,这常常是辅导员无力感的地方。
2.在接电话的互动时,个案凶的到处骂,这种泼妇骂街的情绪,对问题有解决吗?
我们常常相信理性要比情绪好,为什么呢﹖因为许多学者都如此说,但是有时情感会跟理性分离,理性会跟行为分离;对人而言,有时这三层面不一定是相同的,能整合最好,但大部份都是只看中一面,所以,你用个人期待来帮个案会有挫折,是否可以扩展一点,想一想为什么要不理性呢﹖这个不理性是谁为他下的定义,你吗﹖这后面是否有个判断标准,倘若这些情绪,是为了生存,硬要改,便是将生存模式改变了。
我有一个女性个案,刚离婚四个月,回想离婚的过程,是先生一步步的设计她往离婚跳。三年前,他的先生先对她:「结婚己经很久了,大家都没有自由,所以离婚」。她相信了,她认为先生一定有道理。之后,她发现先生有外遇,并且生有小孩,这时先生又对她说:「为妳好,趁年轻还是离了吧!」,她听了觉得有道理,先生还是有为她着想。等到谈离婚条件时,先生又说:「女人没有孩子不行,不能当母亲生命就残缺,二个孩子都给你带,可是孩子姓我姓,所以监护权还是归我(因为新妻不养)」,个案不解自己为什么是这种人,旁边的人都气的要命。个案长得甜甜的,皮肤也保养的很好,我对她说:「你很像芭比娃娃」。这句话有二种意思,1.人很漂亮 2.随人摆布,是被把玩的,我为什么要点她这点,我想让她看到她的生存方式。
教养儿子与女儿不同,儿子将来要养家,所以要栽培、磨练,很多父母是有意识的磨练儿子;女儿在现今物质条件好的环境里,可能被以娃娃的角色教养,是爸爸的sweet hart,所以父女是情人系统。
教养女儿贴心,这不是她原有的选择,只是被教养如此,要服侍别人,甜美温柔,不要太有主见才不会麻烦,所以她的生存方式,便是依赖,放掉自己,讨好别人,爱幕虚荣,这是她的生存方式,所以当我说她是一个没装电池的芭比娃娃时,她陷入思考,当芭比娃娃有他的好处,但付出的代价是,结婚十年,然后被骗离婚,至于往后的四十年是否还要继续当芭比娃娃,让她自己去思考,让她看到,她才会挪动那个位置,也就是说,将个人的层面往后推。
每个人有对自己角色的期望,角色期望会让我们选择某些行为,因为我们认定它。她回想起自己的婚姻,在第一年,便有离婚的念头,但因传统女人的角色对他的影响,女人一生只能结一次婚,即结了婚,便要将角色做好,尽管她做得非常辛苦。
四十年代,我小学六年级才有电视,当时的家庭结构很小、安定、紧密,我的母亲非常满意,等农业社会走向工商业社会,经济已经起飞,但文化的架构还是原来的,只是生产方式的改变,都市化造成城乡的人口外流,我们由桃园搬到基隆。在家里,我父母的互动,跟在桃园老家的互动是不同的,这让小孩子看到,这个角色是可以因时因地而变,所以角色是可以变的,而角色背后是社会规范也改变。
今天我们去帮的是澄清个案的情绪、情感,可是最终还是会牵连到背后的社会文化脉络。现在,让我们分享一下在这样的共识里,从生命线最常见的案例(两性情感/婚姻/家庭)所呈现一些问题:
两性情感/婚姻/家庭
婚姻指的是夫妻关系,包括婆媳、亲子。两性情感似乎指在婚前,在两性情感上,我们常碰到的是什么?失恋、分手、寂寞……等等。处理时,对辅导员最棘手、最挫折感的是“孽缘”,就像明知这里不能跳,却要跳;例如有一个案问辅导员:「我要不要去找我的男友,将东西带回去。」仔细了解,他们同居半年,在交往中,她发现男友是那种所有女人都可以睡的那种人,不能要求忠诚,若从这个角度来看,“分手”是最好的,但,个案要求忠贞关系,又忍不住对男友的思念,她表面上的问题是:要不要去找男友将东西带回去,背后是藕断丝莲,纠缠不清,这种循环不停,较易发生在女性身上,背后看到女性不理性的在要求一份关系→安全。
失恋、分手在男女性别上呈现的意义及问题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对女性,是不甘心,即使关系很差,失去这份关系,是一种失落,所以女性一定要在关系中生存。对男性而言,它代表的意义是自尊感没有了,他会觉得自己没有用、不喜欢自已,若你要与他探讨如何与女友相处,他无法进入,他会告诉你对手的背景,对他而言,这是竞争。这时,又不得不以性别的概念来看。
以上我想带给大家的是婚姻、两性情感以及家庭问题是有性别上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可能是会受到社会结构的影响。等一下我们休息几分钟后,将提出一个案例,请各位义工朋友分成九至十组,共同来讨论在上完这堂课后,各位对这个案例有什么不同的想法及做法。
分组讨论:
将学员分成九组,各组讨论案例二十分钟;重点放在上过此课程后对这个个案有甚么新想法与新做法,以及辅导员的辅导策略是甚么?讨论结束后各组推举一位代表发表四分钟左右的讨论报告。
案例简述:
CL.为一位二十三岁已婚妇女,因婚前被先生强暴而与先生结婚。婚龄两年,育有一女,案夫有暴力倾向,会殴打CL.,而且有吸安习惯,目前因吸安被查获而入狱。据CL.叙述先生体重过重,而且有早泄的毛病,她宁可花钱让先生在外寻花问柳也不愿与他有亲密行为;案夫在结婚前曾在CL.家中强暴CL.的女友,CL.担心女儿长大后也会受到先生的强暴。
讨论事项:
1.经过此次研习后对这个案例有甚么新想法或新做法?
2.对此个案的辅导策略。
第一组报告:
很遗憾的,我们的讨论并没有完全按照老师所提出的几点方针来走,我们的讨论大概分为两个部份;一部份是大家对这个个案有一些什么样的质疑,对于这个个案她的一些行为,譬如说我们有伙伴提到说,个案提到把她的先生杀了,自己自杀,是不是真能够解决问题?会跟她讨论这个部份。另外也有伙伴提到说:跟她先生之间的性生活有问题,那我们是不是要从性生活方面建议去调适?就可以改善她的婚姻关系跟品质。此外也有伙伴提到说,对于这个个案她所描述的内容,是否有隐藏她自己缺失的部份;所以对她所描述的事实,我们会有所怀疑其中可以相信的部份有多少?另外有伙伴说,这个个案的先生完全无视于个案的存在;对于她的心灵与身体完全不尊重。也有伙伴提到说:他会从要不要维持这个婚姻来切入。从我们这一组的讨论可以发现;有人是从生理的角度切入、有人从社会的角度、要不要婚姻的角度切入及有人会从心理的角度切入个案在家庭生活当中她心理的负担,所以我们提出来的解决方法,大概不外是心理,生理以及社会三个层面。不过也有伙伴提出说最重要的是在进入解决问题阶段之前,需要对个案的心理状态做更深入的了解,以及无条件的接纳和真诚的对待,这是我们的讨论过程。
刘教授;我先占用一分钟做个说明,下一组准备,马上可以上来。其实我写在黑板上这几点,是我因为在台下听了你们讨论之后(尤其是第一组)有一些想法才写上来的;个案是谁?事实是甚么?我们要不要相信她说的话?她说的话是真的吗?发掘绝对的事实在辅导中并不如办案人员来的迫切;比较重要的是,前来晤谈的这个个案,主体本身是怎样一个人,她是谁?这个问题大家要思考一下,而且有没有绝对真实的客观?这也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要搜集多少的资料,才能像清官那样的办案,确定的说:「好!我清楚了,现在我们该如何,如何....」我们要花多长的时间才能做到这样的决定,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可是通常都是在有限的数据内要做一些决定。第一组,其实你们已经在有限的数据内决定了个案是谁,你们已经决定了事实是甚么,然后你们也决定了动力在那里,从生理的角度来看,动力在那里?这个案为甚么这样的不满足?是因为性需求没有被满足。那为甚么性需求不满足?是因为先生有早泄还有身体上体型的差异,因此我们就要想办法朝这个方向去改变,个案的动力来源来自那里?在这个关系里面,她压力的来源在那里?这里面就有争议了,辅导员其实已经就在下药方子了;所以从她是谁?动力来源在那里?以及如何来改变?这三个结构来思考,这是你们所要报告的,但你们不一定要按照这样的顺序来谈,谈你们要谈的,然而思考的程序还是在这里,接着请下一组报告。
第二组报告:
我们这一组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及结论。首先要针对个案本身问题的看法,这个个案谈到说她先生对她强暴的情况,还有她自己年轻不懂事以及那时候个案对婚姻的看法并没有说明的很清楚,以我个人的看法,个案和她先生平常相处状况以及思考背景,是不是和先生有良好的沟通管道,进而我所想到的是个案对婚姻的期待是甚么?当初个案要结婚的时候,她并没有考虑到说婚姻过程中可能会有甚么样状况发生,好像祇是基于经济上的考量而已,在辅导过程中个案依据她自己的想法会提出很多的担心,辅导者如果能够让她的担心讲出来,甚至让个案清楚针对她所担心的事情有甚么样的看法和期待?最重要的是让个案明白她在婚姻中所期待的是甚么?以及她在婚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是甚么?伙伴们有提到说个案是否有被虐待的倾向,也许一旦个案离婚了,她仍然会怀念以前的生活,甚至把它当成是甜蜜的。个案对自己自我成长的要求是不是有强烈的需求?从各方面来着手了解个案后再决定如何订定辅导策略,目前我们暂不设定目标。
第三组报告:
大家好,我在这边做一个综合报告。我们这一组在刚开始时都在讨论个案的状况,然后在最后五分钟我们才讨论到一些看法和想法;有学员提到说应该去了解当时个案在决定这个婚姻时,金钱是不是一个重要的动机?并且去了解个案改变的意愿有多强?另外一个学员谈到说,他觉得现在妇女碰到婚姻有问题的时候,可能必须先寻求经济独立;如果有一些社会机构或民间福利团体,能给她们一个暂时的庇护所,当她们勇敢的走出家庭时,是不是能给她们提供一些训练,培养职业技能;让她们能够去独立,这样子她们可能会对自己比较有信心;还有伙伴提到说她女儿监护权的问题,是不是能在法律这方面予以协助?我们都在想有甚么样的动力来帮她改变她目前的现况?我个人有一点想法是说,从她整个描述的过程去了解整个婚姻互动的模式,显示她是不被别人看重的,还有一点是她非常不看重她自己。如同刘教授刚刚提过的女性的角色,别人给她甚么样的方式她就是接受。我个人觉得个案会认为可以为自己做的就是两败俱伤,那问题就再也不存在了;可是事实上不见得是如此,至于那些可以作为动力的来源?我想可以追溯到她成长的过程,是不是从小就没有人注意到她?她也不知道她的价值在那里?如果从谈话的过程中让她去了解,感觉到她自己的存在,知道说其实她和其它的人是一样值得重视的,从这里去培养她对自身的兴趣,去喜欢她自己进而产生个案有为自己做些事情的动力,才可以让她在现实生活当中去做一点点的改变。在个案的资料里头,我看到有一点很好的是:个案提到讨厌和先生的亲密关系,她宁可花钱让先生到外头去玩。可见这个是为她自己做的,这是我唯一看到她为自己做的部份,她也能够自己说出来,但是这样的的痛苦,不足以让她产生想要有所改变的动力。另外她谈到她女儿的这一部份,个案如此的看重女儿,个案自己也是女性,但个案是否同样的看重她自己?由于个案的年轻不懂事而和有吸食安非他命前科的先生发生关系,又因为个案没有足够的避孕常识而怀孕了,奉子之命而嫁给先生。可是若是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女儿身上,个案难道也会作同样的决定吗?就像邓如雯在家人的意见下嫁给了强暴犯一样。从这样子的角度来看,她应该如同关心她女儿一样的关心她自己,因为她们同样都是女性;因为关心自己而产生勇气,要为自己做些甚么?只要脚步肯往前走一点点,生活也许就会有希望,谢谢!
第四组报告:
各位伙伴大家好!本组一开始就感到个案的问题相当的复杂,于是我们去找它问题源头,并且思考如何的切入。后来我们决定说是不是按照老师所提示的,看看有些甚么新看法和新想法?以下我们提出一些认为对解决问题比较有帮助的,提供大家做思考。我们比较无法去想象的是,对于她先生凡事都怪她,她却有办法容忍,这些不合理的事情她可以容忍这么久,是不是代表社会结构,从小给她的教养的方式,就像刘教授刚刚所讲的,以女性的角色来讲,她扮演的是弱势的角色;因此,她对自己就没有信心,一直容忍这些不合理的现象在她身上存在。可是我们注意到有一点不错,是她会打电话到生命线来求救,由这个动机我们可以找到她愿意改变的动力在那里?有一个伙伴提到说这个危机其实也可以看做一个转机,她还很年轻才二十三岁,祇要她肯跨出去一步去做改变的话,以后还有许多二十三年可以过,而且肯定比目前还要好。我们想要知道的是她改变的意愿有多强,这改变的意愿就是她动力的来源。她目前处于弱势,是一种依赖的角色,但这种依赖事实上也是一种利益。当她要停止依赖,意味着她要放弃目前的利益,而改变是否有更大的利益可以获得?我们比较想做的是帮助个案去思考她是否要改变现状?当个案觉得改变对她比较好时,我们才继续切入探讨。譬如说离开先生则娘家及女儿会有安全顾虑的问题;想办法找寻社会的支持管道。有伙伴提到说:个案如果想改变现状的话,经济会是一个问题。个案如果有改变意愿的话,可以加强她的经济能力,并做一些自我成长的训练。这是我们这一组的报告,谢谢!
第五组报告:
刘教授,莫主任,各位伙伴大家好!我们从数据中知道个案非常的年轻,才二十三岁,可是却有这么多不寻常的经历;很不容易。我们想再探讨的是个案的家庭,成长背景以及她的教育程度,资料里头都没有提到。另外个案本身的经济能力,也是我们想要知道的;因为刚刚刘教授也讲了很多,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可能有一部份是来自社会架构不良而导致的问题。我们想要引导她能与先生产生真正的婚姻关系,还有她自己对于人生角色的定位。在数据中提到一些助力,譬如说她的公婆对她很好,还有个案意识到先生方面也有问题,其实数据中并没有提到先生对她如何的不好?先生的那些行为是她所不能接受的?所以我们这一组觉得应该再多了解她,知道事实是怎么一回事,当我们了解的更彻底一点,才可能对她做辅导策略。在资料里头有提到,个案不认为是自己有问题,而是别人有问题;小孩的问题、娘家的问题,个案很少想过若是改变一个环境她是不是能适应?她要如何去适应?这是我们在辅导里头要帮她做的。以上是我们这一组的报告,谢谢!
第六组报告:
刘教授,莫主任,各位伙伴大家好!我们这一组取得一些共识就是,从个案的数据让我们觉得她是一个对自己很没有信心的人。因此,我们把目标设定在建立个案的信心,当个案对自己有信心以后,解决问题的能力自然会进步。其次关于个案的婚姻是由于婚前先生以金钱诱惑,而不完全是出自个案的意愿,可见个案并不是一位很有主见的人。她的想法似乎是:「我跟他发生亲密关系了;就要嫁给他,我结婚了;就必须要有孩子」。她是属于较随波逐流的人。另外个案提到先生有吸食毒品的习惯,使我们联想到,个案的家庭在经济上会因而发生问题,如果要在婚姻方面有所改善,也许让先生戒毒,也是一个要去努力的方向。进一步我们可以考虑帮助个案在经济上能够独立,如此一来才可以脱离依赖先生的角色。也许我们也必须考虑到个案对婚姻的期待是甚么?她与先生之间的互动如何?以及她对于自己的问题做过那些努力?她求助过那些单位?我想她内心真正的问题也是我们要去澄清的一个方向。个案有提到过她想要自杀,这可能是由于个案内心的不安定,同时也承受太多的压力。可能我们要帮助她肯定自己,能够冷静的处理问题,并对自己的婚姻愿意积极去挽救。这是我们这一组对个案的一些看法,谢谢!
第七组报告:
各位伙伴大家好!我们这一组觉得不仅要改善的是个案,先生方面也有必要做调整。辅导员不应该给个案做过多的建议,因此像鼓励个案离婚或是积极自我成长,在某种角度来看都不是辅导员该做的。在个案的先生服刑期间,我们可以透过社会的福利机构辅导个案就业、自我成长,当个案经济独力以后或许和先生的关系就会获得改善。婚姻需要经过双方努力协调共同求取一个平衡点,而不是要求单方面的改善。以上是我们这一组所得到的一些结论,谢谢!
第八组报告:
各位大家好!我们从个案的数据中好像只提到先生方面的不是,对于个案本身的缺点都没有说明,因此辅导员处理问题时,应当保持中立的态度。我们把问题处理的方法简单区分为离婚与不离婚两个方向,我们可以依两种不同的状况一一分析让个案清楚。在不离婚的状况下,要如何帮助她改变丈夫的不良习惯,要如何自我改变,以家庭和谐为最终目标。在离婚的状况下,要如何寻求那些资源?如何解决她所担心的一些问题?譬如说:「丈夫的报复、经济上的独立……等」。先生的一些不良行为,譬如说强暴的习惯可能是起因于本身的自信心不够。另外在个案婚前对先生的一些坏习惯没有察觉,可能也是导致婚姻失败的主要原因。我们只帮个案做分析让她更了解目前所处的状况,但并不帮她做决定。这就是我们这一组的结论,谢谢!
第九组报告:
大家好!生命有时候是很无奈的。我们这一组在刚开始讨论的时候,会把注意力放在个案经济是否独立?个案的先生是否有暴力倾向?个案对先生是否还有感情?以及是不是要离婚等问题上面来作思考。直到讨论快要结束前我们想到,老师刚刚讲课时曾经提到社会文化在影响我们,也许我们也要注意到个案本身的背景如何?我们社会期望她所扮演的角色又是如何?个案是否有能力能够看到社会所加在她身上的角色?或者是说我们的社会架构是否允许她有能力来看到这个问题?要个案改变以前,个案先必须有能力察觉到自己的问题,甚至个案可以察觉到整个社会带给此种角色认定上的问题。当个案看清楚了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以后,她才可以决定是否要作改变。当个案选择改变以后,也许在实际的生活会碰到一些阻力;譬如说伙伴们有提到:吸食安非他命的人,都会有一些集团在互相牵制,当然这是属于比较细节的问题而无法在晤谈中解决。个案在我们这个社会算是一位牺牲者,除了要照顾到自己必要的生存以外,是否还有精力让个案抽离她自己,来看清楚整个社会所加诸在她身上的角色。当个案能觉察到这些时,真正的改变将自然会产生。这是我们这一组的结论,谢谢!
刘教授总评:
我觉得讨论很精彩,但是因为时间不多,我只稍稍做口头说明。各位今天的挣扎都是很真实的,因为在有限的时间内碰到这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第一个问题是怎么办?所以我们要帮她做改变;我们先想到要离婚或不离婚?经过团体讨论后,多元的事实就出来了。这没有绝对唯一客观的事实;因为我们发现每一个人看待个案的处境是不同的。你们是否发觉到,报告者的性别会影响看待问题的方式;女性的报告者都觉得个案很悲惨,男性就较多持保留的态度。我们的性别、年龄多半会影响我们对个案处境的判断。当我们想到这点,我们就会有一点点不知所措,到底我们要给她开甚么药方子?所以刚刚报告的那一位义工,我觉得你是很有智慧的,因为你们这一组到最后,还会回去看你的个案是谁?然后她怎么看待她的处境?到底事实是甚么?我们永远找不到答案,可是她自己怎么看待?她有没有漏掉一些盲点?我们要提醒她。最重要的一点是,这是她的处境,这不是你的处境。你要让她看清楚她目前所处的环境,而这个处境就是今天我想带给大家的,希望这个处境可以跳越个人的层面、个人角色、社会结构。刚刚提到的有关台湾整个环境的变动,譬如吸安集团、还有当男性角色不成功者,他几乎没有一个位置了,可是他又要保留男性的尊严,这是属于社会结构的问题。当个案看到她的处境以后,我们会很快的想要帮她改变,因此我们可能会想到寻求个案改变的意愿,以及如何去改变的方法。这时我们会看到很痛苦的事实是:个案甚么都要,那里好她就想往那里去;可是她就觉得还是依赖你是最好的,你是圣诞老公公,带着她去得到她想要的。可是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会发觉她站不起来,刚刚已经有学员说过了,她是一个没有自信的女人,她是一个没有自尊的女人。我们想要教她自信,只有告诉她软下去其实也是一种力量,我们唯有让她看到她的力量用在装软弱,她才会正视说原来我也是有力量的,而我这个力量过去也作了很多的抉择,今天虽然我不同意但是我选了这个丈夫,我选择了这样的婚姻;她必须看到这个之后她才会有一个希望,那就是用我原来身上这个力量我选择跳出去或者说选择改变的方向。所以每个人都有力量,人不是区分成有力量或没力量,以及有信心或没信心;其实,力量一直都在,祇是作不同型式的转变而已,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刚刚有一位学员我觉得报告的非常好,就是让她看到她的抗拒,这是一个相当勇敢的认定,一般而言,太太拒绝先生行房这是不对的,可是我们从这里看到个案的力量。因为这么难以启齿、困难的事,她都敢说出来,说明了背后的动力有多大。所以我们要让她看到力量都在她身上,祇是过去她花在抗拒、花在打电话到生命线来这个行动,这都是她的动力所在。她看到这些之后,我想她才有办法跟我们继续往下进行。我想你们都已经帮她想好了,包括工作....等等,可是前面两个步骤还是要先做好,所以我在黑板上写了AWARENESS和IMPOWERMENT最后作CHANGE才比较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