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波带着沮丧的心情向我讲述了他的婚姻危机,并说他将不得不与妻子分手,但愿命运从此有个转机。不过,他似乎对不久前“外遇”的那位年轻小姐尚存疑虑,所以在朋友的劝导下来找我咨询。
这显然又是一起“婚外恋”纠葛。在四年多的义务咨询中,我接触的这类当事者实在不少。他们的浪漫故事听起来各有特色,但稍经分析便可大致归纳为:一类是婚姻死亡,寻求替代;一类是婚姻缺陷,寻求补偿;另一类则是心理疾病,寻求解脱。对于前两类问题,不难认识和处理;而第三类问题就比较复杂了,不单涉及到婚姻关系,往往还需要对当事者进行人格诊断和心理治疗。
我第一次见到宋波时,他那焦躁不安的神态和语无伦次的表白,使我猜出他的婚姻生活中折射着某种人格障碍的阴影。听了他的“主诉”后,我便征得他的同意约见其妻小惠,后来又见过他们的几位亲友,并说服宋波去做心理测试。
宋波与小惠结婚15年了,养育有一对儿女。小惠算得上贤妻良母,为丈夫和孩子无私地奉献了她的全部爱心。宋波说不出妻子有何不好,只说他们缺乏共同的语言,爱好不一,兴趣各异,难以沟通,在一起太没劲,并称“爱情死亡”了,云云。小惠则认为,是“第三者插足”使丈夫鬼迷心窍。她坚决不同意离婚。
根据所得的信息,我初步判断,宋波的问题根源于他自身的人格障碍;他寻求摆脱的,与其说是婚姻危机,不如说是他自己的心理疾病。心理测试的结果也证实了我的判断:他属于抑郁和偏执的人格类型。
事情得追溯到宋波的过去。他4岁丧母,父亲染上了酗酒和睹博恶习。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一种悲凉、贫困、孤独和耻辱的环境中度过的。他初中毕业的那年发生了“文革”动乱,父亲被挂上“坏份子”牌子游街,很快便吐血亡故。孤苦伶仃的宋波,被郊区的姨母接去住了一些时候。但那边的房子太挤,姨父对他又嫌弃,他只得回到自家的那间黑屋,担惊受怕地过日子。这时学校动员知青上山下乡,他便第一个报名去了东北建设兵团。
在北大荒,他同大伙儿一起干活吃饭,但却不愿与人交往,内心总感孤寂。小惠就是此时向他靠近的。她是兵团的干部,性格开朗,很会关心人。她见宋波总是独来独往,便找机会同他谈心,问长问短。渐渐地,宋波觉得小惠象个大姐姐,有时犹如母亲似地给他以关怀和温暖,这正是他在内心久已渴求而又从未得到过的啊!他不由得眷恋和依赖起小惠来。时间长了,彼此都意识到那种奇妙的感情。还是小惠主动向宋波表了态,他们还发誓要在北大荒扎根落户,同甘共苦一辈子呢。1976年,他们在兵团结婚,这似乎已是水到渠成,最自然不过的事。
1977年,大学恢复招生了,小惠是“老三届”高中毕业生,理应报考,无奈此时她已身怀有孕。遗憾之中,她极力鼓励丈夫应试。宋波呢,;一想到回北京就发怵,但“大学”二字对他毕竟很有吸引力,尤其是与小惠在一起,他觉得自己应当多学些东西,无
论如何不能比妻子逊色。于是,宋波请假回到北京。
又是那间小黑屋。往事一幕幕浮现在他脑海,使他倍感凄清。他打开小惠用过的高中课本,压根儿就读不进去。他觉得自己底子太薄,脑子里又堆积着太多的杂乱无章的记忆。一阵阵的头晕,一阵阵的苦涩,使他几乎病倒了。妻子一封封热情鼓励的信,反倒成了他沉重的精神压力。他似乎觉得自己命该过“孤家寡人”的生活,而不应去拖累一个女人。半年时间他差不多都在胡思乱想中度过,只有临考前一个月,他才强制自己背了一些妻子回来替他抄的复习提纲和习题解答。考试时,他临场发挥还不错,但毕竟基础太差,准备时间又没抓紧,他终于以40分之差落榜。当他得知兵团有位吊儿郎当的初中生这次居然考上了师范学校,不免大受刺激。于是他下定决心苦战一年再考,并劝说妻子回娘家去生孩子,好让他专心致志地准备考试。
小惠是个忍辱负重的女人。她心甘情愿牺牲自己支持丈夫读书。她让家里人走后门开了医生证明,使宋波得以办病退提前将户口迁回北京。而她自己则等产假期满就立即回到兵团,把才满两个月的女儿交给姥姥,为的是让丈夫有个清清静静的学习环境。
功夫不负苦心人,小宋终于在1979年考入了一所理工大学。为了照顾孩子和丈夫的生活,小惠也回北京工作了。不久她再次怀孕。她本该按街道计生委的劝告去做人工流产,但她记起丈夫说过宋家无人“续香火”的话,所以她拼死拼活也要生这第二胎。果然如愿以偿生了个儿子,两口子很是兴奋了一阵子。接着便是丈夫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经济条件有所改善。再又赶上住房拆迁,他们搬进了两居室的楼房,大孩子上全托幼儿园,老二由姥姥帮着照看,小惠对一切都心满意足,剩下的期待便是丈夫事业有成、出人头地了。
宋波的工作能力确实不错,在单位搞设计得了两次奖,还在刊物上发表过文章。但不知怎么回事,他的情绪总不大好。他很少帮助妻子做家务,还常常无缘无故地对孩子发火。从丈夫不多的言谈话语中,小惠得知他5年中换了两个部门,同事关系很不融洽。小惠起初还认为是别人嫉妒丈夫的能力,存心孤立他。后来她仔细观察琢磨,发觉丈夫的言行举止确实有些不对劲儿,让人很难理解和容忍。
半年前,宋波有次出差回来,找茬儿同妻子吵了一架,接着便躺在床上唉声叹气,说他这辈子让婚姻给毁了。小惠已习惯了丈夫不合逻辑的表现,仍旧认为是他在工作单位不顺心所致。事过不久,小惠洗衣服时,发现丈夫衣袋里有厚厚一叠纸,她打开一看,傻眼了──一封缠缠绵绵的情书,“第三者插足”的证据!原来她如此关爱、如此信任、如此忠于的丈夫,竟然背叛了她。前思后想,她怎么也不相信宋波是“那种人”,因而认定是“第三者”、的罪过。她告诉宋波,她要按信封上的地址去找那个女人算帐。“东窗事发”,宋波自己也懵了。他先是去找一位朋友出主意,那位朋友便把他介绍到我这里来了。
其实,这是一个由人格障碍导致婚姻疾病的典型例子,不过这类现象常常被人们忽视罢了。宋波自幼所处的家庭及社会环境,在他内心深处留下了难以消除的忧郁、孤独和冷漠。一种对自身低下地位和人生价值的补偿动机虽然曾驱使他奋发图强,因而在学业和事业上有所成功,但这种片面的发展却无助于抚平他自幼遭受的心理创伤,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增添了他的自负和自私心理,从而加剧了他性格的畸形。他在兵团生活的特定环境中被小惠的热情和爱心打动,获得了潜意识中渴望的那种温暖和满足,但他并未学会去爱别人。结婚之后,除了性的满足之外,小惠对于他来说,仍旧不过是母亲和大姐。她对宋波后来的自私和自负,又一再姑息和容忍,使他们之间始终未建立起平等的交流、相互的尊重和夫妻间的那种亲密感情。正象宋波自己所承认的那样,随着岁月的推移,他在事业上有了成就,但在精神上却倍感紧张和压抑。这时他已不是20年前的“弱者”,他觉得自己是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了,不需要母亲和大姐般的关照。他对小惠的奉献不以为然,期待着更新鲜、更有刺激性、更能令他振奋和轻松的感情慰藉,以安抚他在奋斗拼搏中深感疲惫不堪和隐隐作痛的心。可悲的是,他自己却没有能力去培养和唤起妻子的这种感情,更谈不上向妻子提供对等的爱情了。
宋波这种渴望获得、自己却不能给予,自负自私而又自悲自怜的矛盾,构成了他病态人格的核心。在病情加剧之时,他多半会“病急乱投医”,任何能减轻他痛感的“偏方”,他都要去尝试;而对妻子的“苦口良药”,则已产生“抗药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那位年轻貌美的女同行对宋波的同情、关心和安慰,使他如饮甘露,感到格外清新。他真以为是自己娶错了妻子,梦想第二次爱情会给他带来新生。然而,他哪里知道,对于他那病入膏盲的心灵来说,偶然“外遇”的感情蜜丸充其量不过是维持片刻生命力的一支强心剂而已。
宋波同我多次交谈之后,他渐渐有所清醒。他告诉我,半年来,他实际上只与那位远在天津的“恋人”见过4次面,感情的慰藉多半是从通信中获得的。他们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相识,她洒脱、大方、富于现代性,既崇拜宋波,又能与他平等地争论问题,既欣赏宋波的才华,又批评他的疏漏。在他面前,她不象母亲和大姐,而象学友和妹妹;在她面前,他感到自己是个十足的男子汉,显示出成熟的魅力,有“主导”女人的才能,长期埋没的感情似乎第一次闪现出了异样的光辉。这一切都是他在妻子身边不曾体验过的。然而,他对这位现代女性的倾心又不免掺杂着一些疑虑:在她最近的两封来信中,除了要挟他必须在三个月内办完离婚手续的“最后通谍”之外,还有诸如帮他“调动工作”、“解决进京户口问题”、“安排新居”之类的具体事项,这才使宋波感到问题的现实性和棘手性。他当初领略到的浪漫情趣、兴奋感和刺激性也因此减退了许多。然而,既然此事已被妻子察觉,作为男子汉大丈夫的他,也只好“一不做,二不休”了。这显然是一种糊涂、无奈、对自己和对家庭不负责任的软弱自私心理在作怪。
后来便是做小惠的工作,让她明白:对婚姻是挽救还是放弃、对丈夫是“拉过来还是推过去”,主动权在她手里。她很快认识到丈夫的某些心理障碍和反常情绪的由来,并配合“治疗”过程,停止了指责、吵闹和对“第三者”的追究,而与家人一道重新关心
和帮助宋波,使他渐渐摆脱病痛,从感情上回归家庭。
从心理治疗到婚姻治疗,前后共3个月时间。起初,虑及宋波濒临精神崩溃边沿,我劝他住院治疗。他一面服用适量抗抑郁药,一面静卧休养,医生还用了“催眠疗法”帮他消除焦虑感。他4周后出院,自觉精神好多了,我才开始同他讨论婚姻问题。他最终认识到,主要是他自己的人格缺陷导致了婚姻危机;如果他人格缺陷得不到矫治,他与任何人结婚都会酿成悲剧。宋波试图指望改变婚姻来救治病态的人格,肯定是徒劳的,因为病态人格并非婚姻所致。当然,小惠婚后一心埋头家务;不注意提高自己,以致双方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差距日益拉大,也是夫妻关系不和谐的一个原因。但是,若不是宋波的自私和冷漠,妻子何至于如此为家务所累?她何尝不可以在丈夫分担家务的条件下抽出时间学习,甚至去读大学呢?
目前,宋波的心理已趋于正常,他们的婚姻得到了挽救。当然;宋波根深蒂固的人格瑕疵,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消除的。心理康复尚需时日,而且今后还可能出现反复。但是,只要宋波本人知道并正视问题之所在,不讳疾忌医,注意自我调节,而妻子和家人又能配合默契,起到“心理医生”的作用,耐心帮助他调适,那么人格健全和婚姻美满的目标是可以达到的。
我想,通过宋波的个案分析,可以引发我们一些思考:如今大量发生的婚姻疾病,是否与当事者的人格缺陷或心理疾病有关?我们在做婚姻家庭咨询时,是否面临着心理治疗的任务?法庭和民事部门在对离婚案件进行审理或调解时,是否需要心理医生和咨询专家的介入?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对青年男女进行恋爱和婚前交往的指导时,是否应该告诉他们一些心理学知识,并建议他们在婚前去做心理测试,了解双方的人格特点,以最终决定是否结婚,或者及早做好婚姻调适的准备,以便防患于未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