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精神动力模式将成年的精神病理现象归因于早年的创伤，童年时期的压力事件原本就是考虑的重点，然而在此之外，动力观点更是强调压力事件所蕴含的意义。临床工作者得要常常提醒自己，有些事情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不过尔尔，却因为个案意识或无意识中蕴藏着深刻的意义，而产生巨大的影响力，海曼也提到：“在这个领域中研究者已经达成共识，重要的不只是负面生活事件的发生，还包括个人对事件的诠释，以及相关脉络下该事件所具有的意义。”在一个长期的追踪研究中，海曼等人发现如果压力源的内容与个案的自我定位(self-definition)相关，更容易引发忧郁症；换句话说，对于以社会关连性(social connectedness)来定位自我的个案来说，重要人际关系的丧失会比较容易诱发忧郁症。相反地，如果个案重视的是个人的支配与成就，一旦经历到工作或学业上的失败，会比较容易产生忧郁症的反应。
肯勒德等人最近一个研究是从弗吉尼亚州双胞胎档案来找个案，他们发现带有个人特殊意义的生活事件和忧郁症的关连性更加密切，在访谈中研究人员发现，从事件带来的失落与受辱(humiliation)程度可以预测忧郁症的发生，其中同时具有受辱(由于重要他者主动要求分离而引发的羞辱)与失落这两种意义的，和单只带有失落的比起来，产生忧郁症的比例较高，而直接羞辱、贬损个案的事件与忧郁症间亦有相当高的关连性。由此可知，动力取向的治疗者必须要去探讨压力事件的意义，才能更精确地掌握事件对个案所带来的独特影响。
忧郁症之精神动力学理解
精神分析或者精神动力学派对忧郁症的概念可以追溯自佛洛伊德的经典之作《哀悼与忧郁》，其中的核心概念便是早年的失落会造成一种易感性，使得成年之后较容易产生忧郁症。他也注意到忧郁症个案常见的自我诋毁，是由于转而向内的愤怒，他甚至更精确地指出，愤怒转向自己的原因来自于自我对失落客体的认同作用，他是这么说的：“因此客体的阴影笼罩在自我之上，以致自我被某个特殊的内在动源(agency)所评断，就好比自我也成了某个客体，亦即那个失落的客体。”1923 年佛洛伊德更进一步地认识到，将失落的客体内化并加以认同，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是放下生命中重要他者的唯一方式，同年出版的作品《自我与本我》中，他提出这样的推论，忧郁症患者往往拥有相当严厉的超我(severe superego)，这是由于他们对于自己曾向深爱的他人表现出攻击性而感到愧疚不已。
卡尔•亚伯拉罕进一步延伸佛洛伊德的想法，把现在与过去之间连接起来。他认为，罹患忧郁症的成人在童年时期自尊曾遭受强烈的打击，面对过去或当下这些伤害自己的人(因为对方不爱自己了，或因主观认定对方不爱自己了，而受到伤害)，现下的失落或失望会引发患者对于这些人强烈的负面感受。
克莱恩则谈到面对痛苦失落时所产生的躁式防卫(manic defense)，比方说自以为无所不能、否认、轻蔑、理想化等，这些防卫机制使得我们可以：一、拯救与修复失去的所爱；二、拒斥坏的内在客体；三、否认自己对所爱客体卑下的依赖。临床上个案可能以下面几种方式来展现这种防卫机制：否认自己对于他人的攻击性、呈现出与现实情境不搭调的溢乐感、对别人过度理想化，或者表现出苛刻、不屑他人的态度，以否认自己对于关系的需求；在这种自我膨胀的躁式防卫中包藏着一种意图凌驾于父母之上、翻转亲子关系的冀望，这样的欲求可能反过头来产生罪恶感与忧郁，克莱恩以此来解释为何忧郁经常会在成功或晋升之后发生。
克莱恩的阐述可以帮助临床工作者理解到，在生物性因素之外，躁症同时也可以有心理观点的解释。自我膨胀的躁式防卫作为一种防卫机制的功能，在不悦型躁症(dysphoric mania)的患者身上看得最清楚，在这种状况下，焦虑与忧郁浮现于躁症发作之上，进而需要更强大的躁狂来否认。除此之外，轻躁也经常被拿来作为对抗忧郁情绪或哀悼反应的防卫手段，举个例子来说，有个病人在得知母亲的死讯之后反而觉得快活，他觉得自己变得有力量、快活，从依赖中被解放出来。然而尽管存在着这些情绪，他仍能注意到，自己没有悲痛欲绝是很奇怪的事。
五十年代时比布尔提出了与佛洛伊德和克莱恩都大相径庭的看法，不若上述两人把忧郁当作是攻击性转而向内的结果，他将忧郁视为一种原发性的情感样态(primary affective state)，来自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拉锯。他指出人有三种自恋性的企求：期望自己值得被爱、期望强大与优越，以及期望自己够好且慈爱，这三种期待被当作言行举止的标准，然而自我同时也在想象或现实中认知到自己无法达到这些标准，忧郁于焉而生，这便是忧郁症患者感觉到无助、无能的缘由。他认为任何自尊的伤口都会产生忧郁，由此可知自恋的易感性对比布尔来说是了解忧郁症何以产生之钥，在他的理解中，超我并不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
在研究了许多忧郁症孩童的病历纪录之后，英国汉普斯德医院的山德勒与乔菲作了这样的结论，当孩子的自尊有了严重的失落，同时又无能复原的时候，便会产生忧郁。他们强调失落的不只包含现实或想象中的所爱，也包括客体所带来的一种安适状态(state of wellbeing)，即使这种状态是如此地遥不可及，它仍旧不断地被理想化与渴望，就像是“失乐园”(pararuse lost) 一样。
贾克森以佛洛伊德的阐释为基础，进一步指出，尽管没有表现得一模一样，忧郁的个案大致上看起来仍像极了那个无价值感、失落的客体一般，于是到头来这个坏的内在客体——或者说是失落的外在客体，转而成为残虐的超我(sadistic superego)，忧郁症个案于是成为“超我的受害者，就好像被残暴的双亲凌虐的小孩子一样无助。”
I 太太是一位四十九岁的家庭主妇，她最近得到了精神病性的忧郁症(psychotic depression)，她深信自己一文不值，而且不断回想父亲曾经把她打得多么惨，就因为她是个“坏女孩”。每当这个施暴的父亲的内射体融入她的自我观里，她便割伤自己，这么做一方面是一种自我惩罚，另一方面也是对这个内射体发动攻击；其他时候，父亲则是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内在客体，或者化身为不断斥责她的残虐超我，在这种情况下，I小姐的幻听包括了“你很坏”、“你该死”等责骂声。 55/156 首页 上一页 53 54 55 56 57 58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