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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人”背后的故事
2007-09-27 15:42:07 作者:
华人心理咨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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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恶之人的可怜之处
这怪人坐在海滨,面上木无表情,口不能言,腿不能走,只能以腹语传意,以拐杖点地走路,连吃饭也只能用手扳开嘴巴,像寄信那里把食物投下去……
这是金庸名著《天龙八部》里“恶贯满盈”段延庆出场时的情景。看过这部小说或影视作品的朋友想必对这个人物不会陌生。身为“四大恶人”之首,一上来便做绝坏事,先是用催情剂企图让段誉兄妹出丑,又在西夏一品堂内为助西夏国的侵略行为而滥杀无辜,最后又将和自己一同出生入死的岳老三毫不留情地杀害。凡此种种,看起来似乎金老先生创作这个人物时,就是将这个人描绘的丑陋不堪,以惩罚他的斑斑劣迹。但是,最终却又平空给他添了个儿子,将儒雅俊秀的段誉王子之身世安排在他的名下,这又是为什么呢?
了解一下段延庆的身世便不难发现这个面无表现的“恶人”背后的辛酸经历:他本是正宗一脉传承的大理国太子,因为宫廷政变而被仇家伤至全身残废。等到他拖着病残之体回到故土时,却发现王位已易手他人。此时,他满脸鲜血、脖子也被人砍断,没有人会相信他就是昔日倍受尊宠的延庆太子。于是,他绝望了,从此他除了练就一身好武艺以外,就只有发疯地报复这个在他眼中已是万恶不堪的社会。
国人有句俗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憎之处”,但如果反过来理解同样也不难解释。事实上,像段延庆这样“典型”的恶人,在其背后常常就会有一段令人辛酸的经历。其实,金老先生笔下所描写这个人物,正是代表了一种相当具有破坏性的心理现象——反社会性人格障碍。
“恶人”的成长过程
人格,在心理学里大抵可以认为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个性”,而个性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必然经历了一个成长和发展的过程。既然称为“人格障碍”,则必然意味着这是伴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慢慢形成的,这也就不难理解像段延庆之类的“恶人”在过去那坎坷的成长经历。
作为一个正常成长的人,其势必能体验到周围人的关心、支持,并且使其懂得被关爱的重要意义,因此他也能够在成年以后懂得去关心他人。反社会性人格障碍则恰恰相反,或者是受尽旁人冷落、虐待,或者是放任自流,总之体会不到一个渐渐长大的孩子应该体验到的人情世故,从而逐步演变成了冷漠、自私的个性。段延庆在家中变故之际,正是他年少之时,可能那时的他会比后来的段誉更显得俊逸高贵几分。而突遭众叛亲离之后的流浪生活,使他无法体会到任何人情的温暖。也许,当他回到大理之后,如果有人能认出他并且给他以关照,并不致使其变为后来的“恶人”,但很遗憾,他错过了最后一次可能“从善”的机会。
根据调查,在现实中监狱里的罪犯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属于反社会性人格障碍的典型。而同样这些人的青少年时代往往和小说中的延庆太子一样,存在着诸多的伤心往事。或是父母的放任、或是单亲家庭、或是孤儿弃婴等等,由此缓慢地造就了冷酷和以伤害他人为乐的秉性。即便是因为怀疑妻子出轨便将道观内数十人全部屠杀殆尽的杀人恶魔邱兴华,深究其童年时光,也存在着这样值得他人同情的故事。
心理学上,将未成年人出现这样的行为定义为“青少年品行障碍”,社会上俗称为“问题少年”或“问题学生”,也即成年后的“反社会性人格障碍”雏形。其实在该阶段如能善加引导,并不一定会导致之后的可怕结局。可偏偏在这个时候,面对这些懵懂的孩子们,周围人所表现出的往往却是这样的言语:
“这种孩子搞不好了。”
“他们是‘坏孩子’,不要和他们一起玩哦!”
“真该把他们统统送到工读学校去!”
于是,品行障碍的青少年被完全孤立于主流社会之外,如同段延庆一般,和他在一起的只有相似经历的叶二娘、岳老三等其他“恶人”。在旁人眼中所谓“臭味相投”的互相影响下,不约而同形成了对现实社会的一致态度——报复。报复所有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当不再能找到具体的人时,就报复整个社会,尤其是那些拥有比他们养尊处优成长起来的上流社会中的人们。
作恶,“恶人”最大的惩罚
金老先生在《天龙八部》中,利用了一个小小的珍珑棋局来召示不同人物的内心百态。段延庆在下这盘棋时所表现出的,真是他那冷漠无情的外表背后深深埋藏的痛苦:
“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正也不是,邪也不是,那可难也!”
棋局所表达的,正是他目前的处境。作为堂堂正正的皇氏后裔,如今却流入邪魔外道,乃是他最大的伤痛。尽管拥有了绝世的武功,尽管可以随意将那些自己所憎恨的“尊贵之人”尽数抓来折磨至死,但却无法再让自己回归主流社会、重拾尊贵的身份。真可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想回头,万般不能了。
在中国现实的历史长河中,有一类人便经常处于这种痛苦不能自拔,那就是太监。
封建社会造就了这一群被切去男性器官的残废之人,他们当中自然不乏纸圣蔡伦、史学大师司马迁、航海家郑和等发奋图强,将心理上对缺陷的自卑转化为建设性动力的优秀人才。然而,在各种典故、传记中我们听到更多的却是“宦官专权”带来的恶果。不管是秦朝的奸相赵高,还是东汉的“十常侍”,或者最著名的明末大太监魏忠贤,无一不是依靠各种方式对王公贵族的控制,来满足自己的权力欲。许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去了势的男人”会变得如此心狠手辣。实际上,他们无一内心不是痛苦的。因为他们已不再是完人,不可能直接登上帝王之位,就只有依靠这种方式去统治、去驾驭那些让他们变成残缺之体的人们,变成了极端化的反社会性人格。
心理学家阿德勒曾经一语点出了这种心态背后的本质:自卑。
由于成长中的身体或心理缺陷造成的自卑感,他们渴望寻求权力、寻求统治欲的获取来补偿,可这并不能真正带来由衷的满足。因此,以破坏性的方式向现实社会要求特权的待遇,注定只能让自己被贴上“恶人”的标签,终日处在痛苦之中。所以,曾有人一针见血地评价道:为恶,是对“恶人”本身最大的惩罚。亦如英国长篇史诗《失乐园》中魔鬼撒旦所哀叹的——统领地狱的大权,抵不上回忆自己曾经是光明之子的痛苦。通俗地说,就是“我再也不能为善了!”这种内心深处的悲鸣,实是让人倍感凄凉。
人性的支持,劝恶从善的良药
归根到底,《天龙八部》的作者金庸老先生是慈悲为怀的,到最后给了段延庆一个解脱的机会。当他发现那个原本欲除之而后快的“尊贵之人”段誉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时,他不禁从内心深处发出一阵狂喜:“我有一个儿子!”一瞬间,长年累月的痛苦骤然得到了释放,终于他大笑着离去。
在我们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后代的延续是最大的人生追求。而身体残疾的段延庆看到自己重拾王位、恢复尊贵的向往能够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得到实现,就如同自我亲身去经历一般,令他由衷地感到了满足。也许,对于追求个人独立的西方人来说,这种补偿并不能起到太大的作用,但对我们东方文明孕育下的人而言却是一剂良药。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段延庆知道段誉是自己亲生儿子,代表着一种心理上的社会归属感。虽然段誉并没有直接与这个之前一直与自己为敌的“丑八怪”父子相认,可他不忍下杀手的行为却已默认了这一事实。这使段延庆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完全被主流社会所抛弃,自己的骨肉为自己延续了贵族的身份。而这种归属感正是治疗反社会性人格障碍的良药。
无论是监狱里服刑的犯人,还是社会上闲散的“问题青少年”,其对他人所犯下的危害行为固然理应受罚,但若只是以惩戒作为唯一制止的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其“反社会”的个性本质。除了最终从肉体上予以消灭之外,社会必然要承担他们再次作恶的风险,而对一个现代文明社会来说,剥夺生命显然不是首选措施。因此,社会只有抱着宽容和接纳的态度,方有可能降低这种风险的存在。不管是周围的亲友,还是其他与之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人们,唯有不离不弃,理解他们走到这一步的情有可原之处,真正给予人性的支持,才会促使反社会性人格障碍的患者恢复对自己重新融入现实生活的自信,达到回头是岸。
当然,人格障碍的彻底矫治如其形成过程一样是条漫长而又艰辛的道路,这也需要当事人所在的多个社会环境支持系统的共同努力。目前,北京、上海、广州各地出现的针对问题青少年、犯罪人员等人群的专业社会工作队伍即是起到了这个作用。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国人能创造更多的条件给那些曾经的“恶人”们一个重新“为善”的机会!
本文引用地址:
http://www.hrxl.cn/rgza/2007/0927/content_10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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