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纳比和达西尔诺根据这段话和 《荣格文集》第五卷中
的另外两段话指出:荣格旨在破除语言神话的这些说法,应
该被视为他的阐释准则。这也就是说:荣格的阐释方法始终
与 “沉默的边缘”,与那些一直拒绝被阐释的精神 “外围”相
沟通。这使荣格的阐释方法有别于另一些阐释方法,即那些
曾被著名的后结构主义者希里斯 ·米勒指斥为“绕过”“内含
于语言之语法功能和逻辑功能中的修辞作用的干扰”的阐释
方法。这些阐释方法以其意义的确定性和逻辑性体现了德里
达所说的“逻各斯中心倾向”,它们因而可以被说成是一种经
过了过滤或不再与 “外围”相沟通的阐释方法。与这种阐释
方法相比,荣格在语言上的“迂回”却是一种蓄意的策略,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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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与西方当代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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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它面对的是无意识的 “前语言学的语言”。
正因为荣格在上述诸方面显示出他的“后现代”意义,一
些学者 (例如社会学家R·克文 ·亨内利)才认为:荣格的阐
释方法应该从库恩的“范式转移”( )的角度去
paradigmshift
看待。对此,巴纳比和达西尔诺的看法是:“无论荣格的方法
应该被视为 ‘硬’科学领域还是阐释科学、文化科学领域中
的范式转移,有一点是无疑的,那就是:随着它最终被诸多
学科内化和吸收,其全部复杂性将继续显现出来。”这实际上
应验了玛丽-路易丝 ·冯 ·弗兰茨 1972年说过的一段话:
从现在起,三十年之后,我们可能会用完全不同的话语
来讨论他的工作和著作。这就是说,荣格是如此地领先于他
的时代,以至直到今天,人们也只能逐渐地追赶他的种种发
现。(《荣格:他的神话于我们的时代》,纽约,1972年。)
四、荣格的后现代意义
荣格的后现代意义是在其与后结构主义的 “互文件”和
当代阐释学关于方法问题的论争中逐渐显现出来的。德里达、
巴尔特、米勒和保罗 ·德 ·曼等解构主义大师在语言、文本、
意义等问题上的激进而富于启迪的说法,无疑照亮和凸现出
荣格思想中某些过去一直蔽而不显的侧面,但另一方面,如
果没有荣格的多方面的、荜路蓝缕的开创性工作,我们也不
敢说德里达等人的思想就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后现代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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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神话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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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西方研究者们指出的那样:荣格的贡献,荣格对意
义所具有的无意识侧面的认同和对集体无意识的 “存在”的
承认,既是激进的又是有意义的:“一方面,它把意义从意识
的樊篱 (即从其逻各斯中心的认同和取向)中解放出来;另
一方面,它把价值和现实 (无论是多么不同和多么混乱)与
无意识意义协同起来。”(《荣格与人文学科:走向文化阐释
学》)确实,正是在对已知意义的否弃和对未知意义的寻求中,
我们发现了试图通过对象征进行比较和阐释来重建精神家园
的荣格。
荣格有一句名言:“阐释是那些感到不理解的人的事;只
有那些我们所不理解的事情才具有意义。”这一悖谬的发现
(即意义并不见于我们已知的事物中而是见于我们所不知的
事物中)既具古代性又具当代性,它既使我们看到荣格对象
征之古老价值的执著,又使我们联想到德里达在对意义的否
认中寻求意义那种貌似与传统全然相悖的批判态度。
巴纳比和达西尔诺说:对荣格的重估,需要把荣格的思
想与当前在意义问题上的批判性倾向关联起来。他们认为这
样做很可能会为问题的研究打开一个丰富的和相互有利的领
域。后结钩主义的思想,特别是解构主义的思想,确实为我
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批判性视点,从这一视点可以形成
对荣格的当代理解。例如,如果我们允许自己自由地从解构
主义的视点去对荣格作一简略的分析,难道我们就不能将他
的无意识心理学和非理性心理学安放在西方理性主义的、逻
各斯中心主义的文化外围吗?难道我们就不能将他所做的大
量工作,视为对理性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结构吗?荣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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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与西方当代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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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由于所有的人都相信 (或至少是力图相信)理性意识的
毋庸置疑的优越性,为了建立起一种平衡,我不得不强调无
意识和非理性力量的重要性。”这难道不是明白地 (虽然没有
德里达那么激进地)表明了他的解构意向吗?的确,如果我
们允许自己自由地使用 “解构”这个术语,我们难道不能说,
荣格正是站在意识和理性的外围,从一个边缘的立场出发,着
手对他那个时代的种种 “最坚执不放的安全保障”(其中首先
是 “理性意识的不容质疑的优越性”)进行解构的吗?
许多研究者都指出,荣格对那些历史上一直处于边缘和
外围状态的精神现象的所作广泛探索,与解构主义的消解策
略有某种平行的关系。他对无意识的种种显现,对梦、幻想、
幻觉、秘教、炼金术、星相学、心灵学、诺斯替主义、神秘
主义、瑜珈、禅宗、佛教、道教、原始仪式等种种非理性、非
逻辑、非科学的领域都进行了大胆的涉猎。这些涉猎既使他
招致种种非议,又给他带来丰厚的回报,使他最终得以对心
理现象的象征性质和超个人性质有更深入的洞察。也许我们
可以进一步说:比这一回报更重要的是,荣格在知识学领域
中的这一大胆举动,动摇了理性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在
西方文化中的稳固地位,从而极大地加速了西方文化从现代
向后现代的过渡。如果这一说法并非全无道理,那么,在荣
格的工作和德里达的工作之间,便确实存在着一种遥相呼应
的 “平行”关系。荣格用这样一句话表明了他对意义问题的
看法:“心理现象任何时候都不应该仅仅从一面去看,而应该
同时从两面去看。”此外,他也曾借用狄斯雷里 ( )的
Disraeli
一句话说:“不要把太多的重要性赋予那些重要的事情,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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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神话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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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事性也并不像它们看上去那么不重要。”这两句不应忽视
的话,难道不正可以理解为荣格式 “解构主义”的 “基本原
则”吗?
确实,正如巴纳比和达西尔诺指出的那样,熟悉解构主
义的理论,无疑能对处在西方文化背景中的荣格有更清楚的
认识。但另一方面我们不是也可以说:荣格的后现代意义,也
有助于我们理解西方当代思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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