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表象。没有这种自我表象、自我意识的能力,个人便
不可能在一个曾经有过的梦中认出自己的自我形象,并在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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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与西方当代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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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本中将其符号化。
获得语言 (即内在地获得再现和表象的能力)的第二个
结果是:由于能够在一个分离的存在秩序中再现自己,人格
被划分为一个 “经验的自我”( )和一个 “文
experientialself
本的自我”( )。文本的自我是上述 “能够用表象再
textualself
现”这一能力的副产物。通过用语言去同化和被语言所同化,
说话者日益认同于文本的自我,即第一人称代词 “我”,而
“我”却不过是更为原初的经验自我的再现,它不过是 “经验
的自我”在语言王国中的一个替身,而经验的自我却被从再
现这一领域中排除了出去。(参看拉康:《自我之语言》、《精
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
这一排除导致了语言获得后的第三个结果:无意识经验
秩序的出现。尽管 “表象”和 “再现”居中斡旋的作用对意
识和自我意识来说始终是必要的,但文本性中介所付出的代
价却是在文本和原初有过的经验之间,造出了一段不可跨越
的距离。于是,不能被中介作用所达到的经验领域就成为无
意识领域。这样,在拉康看来,无意识的存在就在语言 (被
内化)的作用上得到了科学的和合理的说明。
拉康的理论确实有更加独特的一面,但在某些方面却与
荣格的思想是一致的。拉康受列维—斯特劳斯的影响较大,而
列维—斯特劳斯则显然在许多方面受益于荣格。列维—斯特
劳斯曾试图用结构主义观点对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的说法作
出新的表述。他把弗洛伊德所说的无意识重新划分为 “亚意
识”( )和 “无意识”这两个不同的侧面,前
thesubconscious
者 (亚意识)由个人生活进程中集合起来的记忆、意象等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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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神话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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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构成,后者 (无意识)则被设想为 “空无”并被认为是结
构法则起作用的地方。不难看出,这种划分与荣格把无意识
区分为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的做法是完全一致的。我们
不妨看看列维—斯特劳斯自己的表述:
人们因此可以说亚意识是个人的专用词典,我们每个
人都在其中积累起自己个人生活史的词汇,但这些词汇能
够对我们自己和对他人起意指作用,仅仅是由于无意识按
无意识的法则将其组织起来,并因此而使之成为话语……
与结构相比,词汇是不那么重要的。(《结构人类学》,法文
版,巴黎,1958年,第 224—225页。)
除了使用了一些语言学的用语如 “词典”、“词汇”、“话
语”等外,这一说法与荣格关于集体无意识的原型是纯粹空
洞的形式,但与此同时却对意识和个人无意识的内容起制约
和规范作用,并因而赋予其以超个人的意义的大量说法,难
道不像是同出一辙的吗?列维—斯特劳斯说:“假如如我们相
信的那样,心灵的无意识活动在于把各种形式强加在内容之
上,假如这些形式在根基上对于所有的心灵 (古代人和现代
人、原始人和文明人)来说都是一些同样的东西 (就像对语
言之象征功能的研究已经非常明显地指明的那样)——那么,
为了获得可以充分解释其它制度和其它风俗习惯的原则,其
充分而必要的条件就是:把握支撑着各种制度和各种风俗习
惯的那种 ‘无意识’结构。”(《结构人类学》,英文版,第 21
页。)——这种说法,难道不正是荣格的说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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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与西方当代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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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者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再现或表象上,致力
于形成一种客观的、科学的阐释学并用它来说明隐伏在一切
心理叙述之下的符号结构。这种做法,一度被认为为人文学
科的科学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到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
为止,列维—斯特劳斯、雅克 ·拉康和罗兰 ·巴尔特已把索
绪尔的语言学和符号学研究扩展到人类学、文学、文化和精
神分析学领域。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结构主义的研究
方法一直是十分流行的,然而后来却逐渐从内部遭到自我分
解。在巴尔特后期的一本著作中,他自己已对结构主义试图
把世界上所有的叙事作品都纳入到一套原型结构中去的作法
提出了质疑:
据说某些佛教徒凭着苦修,终于能够在一粒蚕豆里见
出一个国家。这正是早期的作品分析家想做的事情——在
单一的结构里……见出全世界的作品来。他们以为,我们应
从每个故事里抽出他的模型,然后从这些模型得出一个宏
大的叙述结构,最后,为了验证,再把这个结构应用于任何
故事。这真是个令人殚精竭虑的任务……而且,最终必定会
令人生厌,因为作品会因此显不出任何差别。(罗兰 ·巴尔
特:《B》法文版,第 9页。)
SZ
巴尔特指出结构主义者的工作是一种费力不讨好的工
作,因为,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不同的文本失去了他们彼此
之间的个性差异。在我看来,这恰恰是结构主义者追求理论
的 “科学性”和 “严密性”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在荣格的
工作中,大量的文本比较由于并不是为了证明或建立某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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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神话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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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而仅仅是为了 “放大”、“增补”和 “诠释”某一文本的意
义,所以不仅没有消除文本本身固有的魅力,相反,在通过
“互文性”进行阐释和比较的过程中,还扩大和增加了文本的
魅力。此外,由于荣格一直赋予象征以 “神秘的”、 “未知
的”的意义并始终避免 (像结构主义者那样)对象征作 “科
学的”解释,荣格本人的思想作为一种 “象征” (而不是理
论),也获得了比结构主义更为经久不衰的吸引力和生命力。
二、荣格与后结构主义
在放弃对文本作 “结构”研究的过程中,某些结构主义
者 (例如巴尔特)响应了德里达对结构进行消解的工作。德
里达的这一工作被称为 “解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