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弗洛伊德在世纪转角左右的几年里从事自我分析并建立同有着不同问题的几十个病人的经验时，他处在非常有创造性的阶段。他不仅在发展关于梦和儿童期性欲的理论，也在发展涉及这些显然广泛变化着的主题诸如多种神经症机制和玩笑本质的理论。在这段时间左右他写了一本值得一读和有吸引力的书《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1901）。和对梦机制的清楚描述一样，弗洛伊德对我们制造的许多种失误（slips）作出打开进入潜意识心灵窗户的、使人非相信不可的描述。我们已在第2章发现这样一些例子。弗洛伊德说明正常和病态时常在程度上而非性质上是如何不同的。我们都使用神经症机制保护我们的心灵和平：我们的心理平衡（psychic equilibrium）。弗洛伊德后来的这些发现似乎差点成为我们文化的一个共识。

早期学术圈

在这一阶段弗洛伊德基本上独自工作，在同一个很小圈子朋友和同事的书信与交谈中讨论观点，在大学对少数听众做每周一次的讲演。他已开始发表在当地常遇到冷淡和敌意的新观点，尽管在奥地利之外正开始对这些观点有些兴趣。弗洛伊德也专注于他日益壮大的家庭，尽管他在公开作品中保护他们的隐私，但他的信件表明他对6个孩子多么感兴趣，孩子的梦时而作为例证出现在他的作品中。

在20世纪最初几年里，地方的一小圈同事开始聚集在弗洛伊德周围并举办一些会议，后来成为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会议每周三在弗洛伊德的接待室中举行，其他人开始试验精神分析并将发现归于正壮大的知识体系。更远的外地来宾也开始加入，德国人亚伯拉罕（Karl Abraham）和匈牙利人费伦奇（Sandor Ferenzci）都在1907年首次访问，威尔士人琼斯（Ernest Jones）在1908年首次采访并打算在伦敦坚定地创立精神分析和成为弗洛伊德的传记作者。弗洛伊德对苏黎世一些医生表现的兴趣感到特别高兴，荣格在其中。他很喜爱荣格，后来荣格成为他一系列亲密知己中的下一个人。

荣格及其同事是第一批想严肃研究精神分析的非犹太人，这对弗洛伊德很重要。早期的精神分析师都是犹太人，反犹太主义有时支持对新观点的暴行。在这些早期年代，精神分析正制造一个公开的狂热。尽管对这些观点具有钦佩和热忱，可是当关于儿童期性欲的精神分析观点提出时，一些听众冲出科学会场并不少见。琼斯报道，在1910年汉堡（Hamburg）的神经病学学术会议上，威廉.怀格兰特（Wilhelm Weygrandt）在桌上猛捶一拳并吼道：‘这不是在科学会议上讨论的主题；这是关于警察的事!’问题与其说是不得不被承认具有科学趣味和意义的关于性欲本身的主题，倒不如说是弗洛伊德取消在正常和反常性欲之间，以及在成人性欲和所谓的儿童期天真之间通常严格划分的方式。

冲突和异议

对新观点的反应、早期精神分析师用以保持它们所需要的勇气和毅力也有助于解释，开始从根本上同弗洛伊德分歧的一些追随者为什么被萌芽时期的精神分析机构所否认。这些观点如此新颖、难以取胜且时而受到如此强烈的攻击，以致于它们制造了一个强烈保护。这常让被围攻的先驱者感觉到，似乎他们中的持异议者正通过放弃重要精神分析信条：潜意识心理过程的存在、阻抗现象和儿童期性欲及俄底浦斯情结的存在而屈服于自己和公众的阻抗与不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