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盘游戏——心灵无声的工作室》
Kay Bradway ; Barbara McCoard 著
简介
沙盘游戏治疗是一个不断发展的领域,为荣格学者和其他的心理治疗师所喜爱。由Kay Bradway 和 Barbara McCoard撰写的《沙盘游戏——心灵无声的工作室》一书系统介绍了沙盘游戏,为使用这种治疗方法的心理治疗师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该书是作者在沙盘游戏心理治疗实践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许许多多病人的沙盘游戏过程,其中既有成人的也有儿童的。这些个案的研究引用了90多幅黑白或彩色的照片。该书还对他们在工作中研究和收集的象征符号进行了分析,探讨了象征概念在沙盘游戏中的运用。
该书还详细阐述了理解沙盘游戏的历史背景,论述了作为国际心理治疗方法的沙盘游戏的建构,并讨论实践中的沙盘游戏是如何工作的。
Kay Bradway 和 Barbara McCoard给我们带来了他们不可或缺的个人治疗体验和研究成果。他们强调沙盘游戏的治愈潜能是通过心理治疗的自然方式来激发的,同时沙盘游戏本身也体现了这种方式,因为心灵层面的工作往往是在无声中进行的。
Kay Bradway 是荣格心理分析家、旧金山荣格研究院创立者、美国国际沙盘游戏心理治疗和沙盘游戏治疗师协会会员。Barbara McCoard 是荣格式的精神病专家、《沙盘游戏心理治疗杂志》顾问。
前言
这是一部关于治疗过程的书——更确切地说,是Kay bradway 在沙盘游戏中找到的接纳病人和促进病人心理治疗的方法。该书与其他的人文心理学的最大的区别在于强调在治愈与成长中自性化(Individual)过程的重要性。该书的焦点不在于感觉流(a stream of feeling)上,这需要去倾听、共情,在不作任何评价的情形下,让病人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自然地表达出来,而在于给病人提供材料,让其自发地组织场景和意象。Bradway 博士主要是个荣格学者,因为她在撰写关于心理学家所称的过程(process)的生命能量流(the current of life energy)时相信意象与感觉(affect)是一样的。但是不像大多数的荣格分析家,她不是一个原型意象的阐释者,他们倾向于发展无意识意象的有效的解释学。而她的方法是去评估和把握出现在沙盘中的意象,这是病人从众多的沙具中挑选出来以表达他们情感的,在整个过程中,没有多加评论,让意象自然地表露出来。她的最主要的兴趣在于尊重在沙盘中表现出来意象的事实,而这一事实通过沙盘游戏治疗也已成为一个人寻求心灵目标方向的人生的一部分。虽然最后产生的意象可以用作心理诊断或者作为各种心理治疗干预的跳板,但是正如两位作者在其“反射”(reflections)一章所解释的,Bradway的全部的治疗技术是“欣赏”(appreciate)的方法,这也是该书的闪光之处。
深度心理学在心理治疗技术运用即将走完第一世纪之时,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该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之一是尊重自性的选择。病人通过选择沙具组成场景,来告诉我们真实的意思,这些沙具——乌龟或者桥,女巫或者井,或者在水池边喝水的动物——的出现都是本质上自性的成长。Bradway 和 Barbara McCoard所写就像在我们的领域总是知道这样的事实,自性心理学努力地想清楚表达一个临床规则,把象征性的选择当作是防御性、补偿性或者是神经质的行为,能更全面、更直接地把自性表现出来。像荣格、Dora Kalff 、Kay Bradway 都是尽量让象征性的东西出现。她很善于从病人身上学习,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向她学习会如此深受启发的原因所在。
序
全书中的“我”是表示Kay的声音。Barbara主要工作是清晰而又明确地表达出来。她是幕后的工作者,对沙盘游戏情境提出问题和发表评论,重新编排和修订书的内容,调整段落并对语句进行修饰。“我”认为,没有我们的合作,该书就不可能出现读者的面前。我们也一起为该书的全部内容负责。
不难发现我在“当时”和“现在”两个词上有时自相矛盾。但是可以确切地说,现在我能以不同的方式来看沙盘游戏,这要比我从Dora Kalff身上学到的和我60年代刚开始做沙盘时要强。我刚开始使用沙盘是作为我对儿童诊断评价的一部分。而后来我把沙盘游戏用于治疗时,我在沙盘游戏中所说的话要比现在多得多,有如我在做口头心理治疗一样。在沙盘游戏结束以后,我会对一些沙具提出问题,并发表一些看法,就像我在做梦的分析一样。我当时在与沙盘游戏者回顾沙盘的时间要比现在早,通常是在沙盘游戏的整个阶段还未结束时就开始在回顾沙盘了,而且在那时我也解释得比现在多。在大部分的时候,我会改变以前的一些记录,以使我最近的记录保持一致,我也希望能有使用沙盘的更有帮助的方法,但往往不是这样。而我也可以确信,我现在仍在处于变化当中,我也希望是如此。每次我在回顾我所讲过的话时,我总是会做一些补充或修正,我的思想和我的建议也能够不断地得到发展。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从我们自己和他人的体验中学到东西。
在书中讨论的前几个沙盘是正方形的红色沙盘,四周也没有蓝色的标记。后来我才知道,这并不是Dora Kalff正规的沙盘尺寸,所以我把它换成了现在人们所熟悉的长28.5英尺、宽19.5英尺、高2.75英尺的长方形的金色的沙盘。沙盘的底部是明亮的蓝色,但是四周不是蓝色。再后来,当我开始使四周漆上蓝色的沙盘的时候,我发现沙盘游戏情境中更常出现三维的效果。
当我在旧金山荣格研究院的沙盘游戏室,开始用沙盘游戏室的沙具做沙盘时,我感到非常的幸运。而当我拥有自己的沙盘游戏室时,我才发现治疗师自己选择可供沙盘游戏者使用的沙具却是有很大的不同。由于我们在书中笔墨有限,但是我们尽量地把一些沙盘游戏的情境描述出来。我们采用二选一的办法,而不是把个案完全删除,这也使我们能够对剩余下来的所有个案进行说明和阐述。在书中第三部分的一些个案研究早些时候已经出版过,这在后面的致谢(Acknowledgements)和参考书目(Bibliography)两节中可以找到。此外,在这些我们所使用的个案中,在我们讨论特殊的案例时,我们会用图片进行说明。
彩色沙盘图片的使用能够更好地展现沙盘的情景,但是却必须把几组沙盘图片放在一起。我们真诚地希望我们的读者能够适应这种麻烦和不便,同时我们也要真诚地感谢发行人,在书中出版了那么多的图片,这要比以前出版的任何版本多得多。
致谢
我们最后都希望能够去感谢为写书提供帮助的所有人,但是要对所有的为该书的完成做出贡献的人都表示感谢是不太可能的,有时,在交谈中的一个句子可能和一个系列的演讲的贡献一样大。
我首先要表达深深感谢的是我的沙盘游戏的老师和朋友Dora Kalff,不仅是她的教诲,而且还有她对我工作的态度。她总是激励着我,尊重我阐明思想的努力。与此同时,她还与我分享她的智慧和体验。
有不计其数的同事为我写书提供帮助,一些人对这本书的出版有特殊的贡献,还有一些为这本书提供了材料。我只能说到一些,不可必免地要漏掉一些。我要特别地感谢Estelle Weinrib,她不知疲倦地与我一起观看我的沙盘游戏图片,分享她的沙盘游戏图片,每次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中间一个就会问,“我们能看一些图片吗?”然后就会拿出放映机和屏幕,一起观看和交谈。
我还想对国际沙盘游戏治疗学会(ISST)的其他创立者表示深深地感激之情,除了Estelle 外,还有Cecil Burney, Paola Carducci, Kazumiko Higuchi, Martin Kalff, Hayao Kawai, Kaspar Kiepenheuer, Chonita Larsen, Sigrid Löwen-Seifet, Andreina Navone, Joel Ryce--Menuhin 和Yashuhiro,连续几个夏天,我们都有幸在Dora Kalff家中一起分享每个人的沙盘幻灯片。
通过不同方式帮助过我的同事还有,Amatruda, Ruth Ammann, Nessie Bayley, Ann Bernhardt, Lauren Cunningham, Lucia Chambers, Harriet Friedman, Florence Grossenbacher, John Hood-Williams, June Matthews, Bonnie McLean, Karen Signell, Janet Tatum, Barbara Weller。
我还要感谢Paula Kimbro,她把我的沙盘游戏展示做成了精美的影象,我也把这些影象结合到了我的书中。在准备参考书目录时,我与旧金山荣格研究院Michael Flanagin (ARAS)和Marianne Morgan (Library)进行了多次磋商,他们总是非常乐观,与他们合作令人感到非常愉快。我也要感谢研究院的奖学金委员会,给了我很大的赞助让我能够处理很多的图片。我也要对John Beebe表达深深的感激之情,因为他从我开始说要写这本书直至完成,他给了我持续的热情的鼓励。在书中我用了我以前出版的一些文章,所以我也要对允许重新修订的发行人们表示感谢。重新修订的材料包括:旧金山荣格研究院的《沙盘游戏中桥和超越的功能》(Sandplay Bridges and the Transcendent Function)和《沙盘游戏研究:起源,理论与实践》(Sandplay Studies:Origins, Theory and Practice)中的两篇文章,一篇是《沙盘游戏中一位女性的自性化》(A woman’s individuation through sandplay)(这位女士是Ida),另一篇是《儿童沙盘游戏世界的发展阶段》;《沙盘游戏治疗档案》(Archives Of Sandplay Therapy)中的《一位45岁妇女(Ilsa)的沙盘游戏历程》;《艺术心理治疗》(Art Psychotherapy)中的《沙盘游戏中的心理治疗》(Sandplay in Psychotherapy)(Irene);《沙盘游戏治疗杂志》(Journal Of Sandplay Therapy)中的《在沙盘游戏治疗中的移情与反移情》(Transference and countertransference in sandplay therapy)、《为死亡做预备的沙盘游戏》(Sandplay in preparing to die)(Debbie)、《沙盘游戏中的太阳与月亮》(Sun and moon in sandplay)、《沙盘游戏中的牌坊和转化的体验》(Sandplay toriis and experiences of transformation); 在《分裂世界中阴影原型》(Archetypes of Shadow in a Split World)中的《什么在起作用?》(What makes it work)。
同样还要感谢发行人,给了我下列著作的引用权:Estelle Weinrib (1983)《自性的意象》(Images of the Self) (Boston, MA:Sigo); Joel Ryce-Menuhin (1992)《荣格学者的沙盘游戏:奇迹般的心理治疗》(Jungian Sandplay: the Wonderful Therapy) (London: Routledge); Ruth Ammann(1991)《沙盘游戏中的治愈与转化》(Healing and Transformation in Sandplay) (Chicago:Open Court)
获得引用权的著作包括: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荣格著作集》、Jack Rudloe的《乌龟的时间》(Time Of the Turtle)、Yasuhiro Yamanaka 的国际沙盘游戏治疗学会(ISST)创立者的合影。
我还要衷心地感谢那些与我一起做沙盘的人们,他们都是我的老师。特别要感谢那些允许我在研究和出版中使用他们的沙盘游戏材料的人们。没有他们的付出就没有这本书的诞生,是他们赋予了这本书以生命。我深深地对他们每个人表示感激。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丈夫Brad,他已经六十岁,在我的每一个课题中,他总是鼓励我、支持我。在这本书中,他负责编辑组织图片,并作详细的介绍。除此之外,他还多方面地帮助我,没有他,我什么也做不成。
第一章 引言
我开始被荣格心理学和沙盘心理治疗所吸引,是因为它们都接受并承认个体的不同,而不是强调对人的判断。我曾学习过美国传统的心理学,强调测试,通过多种不同的维度来评估一个人优于或劣于其他人。所以我被荣格心理学只有一项测试所鼓舞,也就是字词联想测验,而且该测试只是用于鉴别一个人的情结而已,并不对情结的好坏作出判断和评价。而且,他的类型学理论是建立在一个人的人格类型自然地与他人的人格类型区别开来,并没有哪一种类型优于另一种类型之分。
我第一次看到Dora Kalff的沙盘游戏是在1962年的旧金山荣格分析家联合会上。她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儿童做的沙盘情境的照片,她几乎没做什么评论,这些沙盘情境“自己在说话”。我已记不清那个案,但我清楚地记得我有一种解脱的深刻印象。在这里,心理治疗师的治疗方法都是自己置身事外,让儿童自己的心灵产生自我治愈(self-healing),而不是由治疗师来引导。此时,我就开始把沙盘当作是心灵的工作室,把它当作是游戏工作(playwork),正如我们谈及家务工作(homework)、办公室工作(office work)一样,为何不能称为游戏工作呢?在游戏中工作。
沙盘游戏这一概念最早是与儿童联系在一起的。毕竟,沙盘游戏起源于一位父亲看到他的两个孩子在玩一些小模型时“解决”了他们的问题。沙盘游戏作为易于让儿童接受的心理治疗方法是在五十多年前首度被运用的。但是作为心理治疗的沙盘游戏是否适用于成年呢?!大多数的成年人把它认为是不很严肃的东西而置于一边。事实上,沙盘游戏早期是只用于儿童身上一种治疗方式。我想Margaret Lowenfeld不曾把沙盘游戏用于成年人。在Dora Kalff第一本关于沙盘游戏的书有一个副标题就是《孩子心灵的镜子》(Mirror Of a Child’s Mind)
当成人们第一次到我的办公室看到我所建立起来的沙盘游戏室时,他们通常会评论说,“噢,你也看小孩。”所以当我解释沙盘游戏也可适用于成年时,很难让他们严肃起来。当成人们自己做沙盘时,他们就不再会有惊奇。他们也可以体验到沙盘游戏的工作。而这工作通常是在无声的情境下进行的。我相信我们都知道这是心灵在工作。
该书主要是以我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所作的关于沙盘游戏的口头和书面的报告为基础的。我最早的一次沙盘介绍是1975年在轴黎康(Zollikon) Dora Kalff家中的一次星期一会议上,我对家庭主妇和职业女性的沙盘进行了比较。在向她请教时,我向她展示了一些图片,她的鼓励使我能够自由地发挥,随后她邀请我出席会议,并做了展示。她给了我自由和受保护的空间,这也正是其沙盘游戏治疗的特点。
该书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沙盘如何形成的历史回顾,并尝试找到是什么在使沙盘游戏起作用。毫无疑问,我是从我自己个人的沙盘游戏经历和观看许多人做沙盘游戏来研究沙盘游戏的工作,由于是属于好奇的性格类型,我就想去探究为什么(why)和怎么样(how)。此时,我也想起我曾经做过的一个梦:
我在我的裙子里面装着成千上百个沙盘游戏沙具,把它们从看不清的黑暗地方带到一个明亮的地方,当我向光明的地方走时,沙具就不断地从我的裙子里面掉下去,最后一个都没有留下来。
在我们的心理治疗过程中有一些很神秘的事,不能完全地进入到意识状态。
第二部分是介绍我所理解的沙盘游戏中的一些象征,有三个特殊的沙具,我作了更深入的研究,它们是乌龟、桥和牌坊或者日本圣门。书中还讨论了两个较为抽象的象征概念,一个是赫斯提(Hestia,希腊灶神)式的妇女,即家庭主妇;另一个是雅典娜(Athena,希腊智慧与技艺的女神)式的妇女,即职业女性,对这两个妇女进行区别,同时还区分了不同年龄儿童的各种发展阶段。
第三个部分是深入研究了十个个案。其中的一些个案研究在早期的版本里有出现,该书进行了重新修订,我想这是本书的最重要的部分。Dora Kalff从容不迫地向我们展示沙盘游戏情境,并强调被体验到东西。这是我学习沙盘游戏的方法,也是我一直在学习的方法。
关于附录,我还要说一下。“最后的个案报告的期待”,我把这句话作为标题放在这里,是因为心理治疗师在写他们的最后个案报告时都会问读者期待什么,以及对他们作品的评价。一个阶段以来,我都在制作和修订我个人认为是重要的目录。最后面的一首诗是早期我在心理分析实践中写给我自己的。
内容简介
第一部分是从介绍是什么使沙盘游戏起作用的开始的。
第二章主要是回顾了沙盘游戏的起源和我是如何开始自己使用沙盘游戏的,同时还回忆了国际和美国沙盘游戏学会的创立。
第三章延引了三位作者在他们的书中论述的沙盘游戏的理论和实践,并作了比较。
第四章探讨了荣格心理分析与沙盘游戏治疗的异同。第五章解释了为什么对同移情(co-transference)情有独钟,认为“移情与反移情”用法不精确。
接下来的几章从不同的沙盘游戏的角度来进行阐述,包括沙盘游戏语言和沙盘游戏评价。
这部分的最后几章介绍如何站在治疗师的角度上来思考和把握沙盘游戏的进程,同时强调了共情(empathy)的重要性。
最后一章介绍了我努力去理解沙盘情境的四个主要领域:水平(levels)、阶段(stages)、顺序(sequences)和主题(themes)。
第二章 是什么使沙盘游戏起作用?
在沙盘游戏中是什么使治疗师与病人都有相似的体验并产生如此大的力量呢?在一个宽19.5英寸、长28.5英寸,四周和底部都是蓝色的沙盘,再加上一些水和许多的沙具,还有一句“在沙盘中做你想做”的指导语,竟能如此有效地促进治愈与成长,到底是什么在起作用呢?
沙盘游戏是一种积极想象的形式,但是在沙盘中的意象是具体的、有形的,而是不抽象、无形的。有如梦的情境一样,沙盘游戏的情境是由一系列的人、物以及情节组成。但是不像梦,病人要自己记住梦的内容,再报告给治疗师,然后才能内化为治疗师的可视的意象,而沙盘游戏的情境,治疗师和病人都可以直接看到。当然,沙盘游戏可以说是在游戏,但是不像自发产生的游戏,因为它有明确的时间和空间的界限。
每一个单一的沙盘都能够产生治愈的力量。有一次,在我准备离开休一个月的假期前几天,有一个我已经看了好几个月的年轻人进到我的房间来,直接来到沙盘游戏室,他把他的手指放在沙里,一直伸到沙盘蓝色的底部,用沙子做了一个长方形的沙盘所能做的最大的椭圆形,最后在沙盘的中央形成了一个椭圆形的小岛,他把沙子堆在小岛的边上,用手把它压紧拍实,不时地加上水,反复地抚摸,让表面更光滑更结实,他一句话也没说,到了时间快过一半时,他问我还有多少时间,当我告诉他时间的时候,他放松地叹了一口大气,又继续他的工作,他把剩余的时间都花在了抚摸和拍打椭圆形的小岛上,有时用一只手,有时用两只手,用他的手指绕着小岛的周围,把周边的沙子清理干静,以让蓝色的底露出来,环绕中心的椭圆形的结实的小岛。
我觉得自己伴随着他动作的节奏很放松。我对我准备旅行开始感到很厌烦。在那个小时,我好像是被放入一个中心的地方。他也好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我默默地感谢那个年轻人,我也从他身上学到了东西,这事实上也是一个治疗的体验,为他即将中断的治疗做好准备。那一个小时,没有言语,无需放大,不必解释,也没有必要语言的交流。
沙盘游戏与炼金术具有相似之处,荣格发现炼金术在解释自性化进程有很大的帮助。在刚刚开始的沙盘经常出现多种沙具堆在一起的混乱状态,这就像炼金术中的元质(the prima materia),“这让我们看见了……上帝创造世界之前的混沌状态”(Edinger 1985: 12)。在一个沙盘游戏的进程中,我们最后常常都可以看到有别于最早混乱沙盘的有序的沙盘游戏的情境。
在炼金时的煅烧过程,物质都被烧成了白色的粉末。Edinger把煅烧后的剩余物称为“白泥”(white earth),而把这比作是沙盘游戏中的沙子,因为沙子的颜色也是白的。炼金术中的溶解液(solution)指的是水,而沙盘的底部是蓝色的,可以通过掏空沙子来代表水。
Edinger 描述炼金术中的结晶(coagulation)过程使我更意识到沙盘游戏与炼金术的相似之处。他说:
概念和抽象并不是凝结出来的。梦的意象和积极想象才是凝结的产物。它们把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联系在了一起,然后才凝结出了精神的物质(soul-stuff)。情感和情绪把我们抛到了野蛮的边缘,直到它们被凝结成可见的和具体的东西。然后我们才能够客观把它们联系起来。(Edinger 1985: 100)
沙盘游戏能够为这样的凝结提供机会,即便在没有沙具的情况下,使用沙和水也可以使情绪和情感得到真实地体验。
Dieckmann 写道:如果一个人关注意识,他就会获得他自身成长所不知道的东西;如果他不仅想知道这是什么,而且还想去体验它,并试图赋无形以有形,说出无法说出的东西和让混沌成为有规则,那么,一切都将化为泡影。 (Dieckmann 1986: 101)
沙形状的塑造、在沙里撒上水或用杯子浇上水、摆上沙具或者把它们埋起来、让一切自然地发生、感受沙盘游戏的创造性或破坏性、尊重沙盘中所出现的任何东西,这些体验都是治愈的过程。有时,我在观看病人做沙盘时,我感到他们进入了一种接近恍惚的状态(near-trance state)。
作为治疗师最主要的是要避免干扰病人在沙盘游戏中具体化或者凝结的体验。病人在做沙盘时置身事外,他们用手去感受,用手去交流。而此时治疗师要提供必要的容器(container)或者神圣的地方(temenos)。用Kalff的话“自由和受保护的空间”来描述最好。(Kalff 1980:39)而移情总能在沙盘游戏中发生,这也是心理治疗最本质的部分。
积极和消极的移情都可能在沙盘游戏情境中被表现出来。有时病人很明确把其中的一个人物当作治疗师。这在刚开始的沙盘中出现的可能性更大。随着沙盘游戏进程的进行,会伴随着意识的减少,经常他们会说,“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或者“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把它放在这里”。此时,最有可能是原型象征的出现。
在这个时候如果受到干扰或者过早地进行阐释可能会打断仅仅是部分意识的沙盘游戏的进程。在旧金山锡安山(Mount Zion)的精神病中心的几个心理分析家设计了一项研究去调查弗洛伊德的早期理论,假定分析师通过解释受压抑的内容,以使这些内容进入到意识状态。但他们的发现并没有支持这一理论。受压抑的内容在没有分析师事先的任何相关解释也能够显露出来。
而且,锡安山的该组织发现,当治疗师进行所谓的移情测试时,就会提升对压抑内容的防御机制,当病人感到治疗师是安全的可信任的,感到是在一个安全而神圣的地方,受压抑的材料就会自然流露。
Kalff所谓“受保护的空间”的治疗的安全性,类似于Goodheart所说的“安全容器”(secure container)或者“安全的象征领域” (secured-symbolizing field)。(Goodheart 1980:8-9) Kalff的“给病人一个自由的空间,让他们想怎么做沙盘就怎么做”,用Goodheart的话说是“尊重病人”。他把安全的象征领域看作是心理治疗发生的三个领域之一。
他说,治疗师要与病人的无意识密切合作。按照Goodheart的说法,治疗师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病人提供和维持这样的一个安全的空间。(Goodheart 1980:12).
Winnicott称这一领域为“变化的游戏空间”(transitional play space)和“幻想的地方”(area of illusion) (Winnicott 1971:95)他写道,“它存在于一个静止的空间,内部与外部世界相分离,但同时它们之间也是相关的。” (Winnicott1971:11)Gordon 认为这个空间是“第三区域”(third area)或者说是“体验的区域”(area of experience)。她还说,当自性出现时,它们最初是未被加工过的……它们具有原型的特质。然而,如果它们能变成第三区域的内容,如果它们能够被体验和实践到……它们就被“消化”整合进入到自我(ego)里面去。 (Gordon 1993: 304)
第三区域,幻想的地方或是体验的区域正是沙盘游戏进程发生的地方,也是内部与外部真实聚集的地方,有时内部真实多一些,有时外部真实要多一些。在刚开始的沙盘中,指向外部真实的内容会多一些。当沙盘游戏者更深入到沙游进程中时,所做的沙游情境会更受到内部真实的影响。当他们说“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时?”,我们就知道内部真实已基本上控制了整个沙盘的制作。
Gordon 认为, Winnicott的第三区域理论为心理分析家们建立了实践与体验的理论基础。(Gordon1993: 304-5) 而我也会建立一个沙盘游戏的理论基础。
一些治疗师正在评估治疗师介入到这一区域的危险性。举个例子,Langs (1981)把沉默当作是最基本的干涉形式。
在沙盘游戏过程中要推迟和避免放大和解释,增加治疗师熟悉可用沙具所代表的文化和原型维度的责任,不是在沙盘游戏进程还未结束时,就尽力地通过感受和思考来理解沙盘情境。理解和共情都是最本质,但它们并不总需要声音。O’Connell写道,“沉默扩充了营养,扩张了容器……这里不需要说话,只有意识作为内部的观察者静静地沉思。” (O’Connell 1986:123)作为这样的见证者,治疗师常常会发现自己被深深地感动。
对我来说,沙盘游戏的强大力量来自于沙、水和小物件的结合,来自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由,来自于感受到可信任的、不会干涉的和智慧的治疗师的保护。就是这么简单:沙、水、几个柜子的小物件,以及自由和受保护的结合。但是这种结合却拥有了治愈和转化的潜力。
第三章 沙盘游戏的起源
沙盘游戏起源和我使用沙盘的开端
沙盘游戏并不是以完全的形式出现。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一位父亲看到两个儿子在玩玩具人物,注意到他们是如何解决他们之间和他们与家里其他人之间的问题的。(Wells 1911 and 1975)
20多年后,一位儿童精神分析师找到了一种能够帮助儿童“表达难以形容的东西”的方法,她是想起了她所看到的关于那个父亲和两个儿子的报道后,才决定在她的诊所里的游戏室添加小模型的。第一个小孩看到小模型后,就拿它们到房间里的沙箱里玩了起来。紧接她所称的“世界技术”(World Technique)就诞生了。(Lowenfeld 1979)
后来,有一位与荣格一起研究的儿童心理治疗师在英国听说了这项工作后,在荣格的鼓励之下前往伦敦,在Lowenfeld那里从事研究。她认识到,这项技术不仅能让儿童的秘密的、害怕和生气的想法得以表达,而且可以促进自性化的进程,这也是她与荣格一起从事的研究。这位女士就是Dora Kalff。(如果想更深入详细地了解沙盘游戏的起源和发展的话,可以看Mitchell和Friedman 1994年出版的《沙盘游戏:过去、现在和未来》。
Kalff 1962年在加州的荣格心理分析年会上,引用了这项她称为“沙盘游戏”的技术。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沙盘游戏这个词。在此后不久,我就与Dora Kalff的第一个美国学生Renee Brand有了最初的沙盘游戏的体验。
作为一位心理学家,我经常参与儿童的评价研究,这使我有幸第一次接触到沙盘游戏。我觉得这对我主管的一系列测试是一项很有用的补充。但是一位让我治疗的8岁的小女孩,教会我要避免去作评价,而直接用沙盘游戏来进行治疗。对Kathy 所做的所有“测试”她都能够忍受。她是一个朗读困难的病人,通过一系列的测试,心理学家知道为什么表面上聪明伶俐的女孩会在学校里遇到这么多的困难。所以我没对她进行测试,而是把她带到沙盘室,在她第一次到我这边来时就让她做沙盘游戏。
Kathy 让我学会了很多关于沙盘游戏的东西,这也是我从Dora Kalff 那里学来的,在我治疗Kathy 期间,Dora Kalff还指导过我。我对她的治疗使我更深入地了解了沙盘游戏:第一沙盘的重大意义;移情与反移情(我称为同移情)的作用;自性出现的重要性;一个深深铭刻在沙盘游戏者心里的沙盘,会使得后面的几个沙盘几乎是同出一辙;在沙盘进程中不断出现的几个主题。
但是在我与Kathy 做沙盘时,我最重要的体验可能是没有阐释的自我治愈的力量。Kathy不想去谈论她最近刚刚死去的父亲,她不想与她母亲和兄弟姐妹说她的问题,在学校也不想说起。没有任何的讨论,她就在沙盘游戏中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而最重要的是她的直接需要,她在沙盘中致力于解决她的视觉动机(visual-motor)问题,她在一块种花的地上放上可移动的花,来“实践”视觉动机的协调技能。她也用我当成她所需要的东西:作为一个敌人,我们在用沙做成的山脊上用枪相互扫射;在最后一个沙盘,我作为一个合作者帮她建立一座城堡。
我推迟了最长的时间才与Kathy 重新回顾沙盘。当我联系与我做沙盘的人,以获权使用他们的材料用以教学和出版时,我才打电话给Kathy母亲问怎样才能找到她,我才知道她出远门了,要圣诞节才能回来。所以我打电话给她,约她一起回顾她的沙盘。当她再次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二十年过去了,我在等候室看到是已经长大成人的她。我感到有些丧气,因为她已不再是我所喜爱的小女孩了,但是她此时也是十分迷人的。而这一次的接触也让我得到了报偿。我学到了许多在她治疗期间我所不知道的东西,同时,我也学到了没有回顾所无法真正知道的在沙盘游戏中发生的东西。正如我开头说的,Kathy 是我“在沙盘里”看病的最后一个小孩,但她却是我最重要的老师之一。
国际沙盘游戏治疗学会(ISST)和美国沙盘游戏治疗师学会(STA)的创立
在1982年2月,我们来自五个不同国家的11个人,都收到了来自Dora Kalff的信:
亲爱的***:
很高兴通知你,我将在1982年9月10日—17日召开国际沙盘游戏治疗师代表会议,这封信是邀请您参加这个会议,以分享你沙盘游戏治疗的体验。
这次会议的目的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尝试在荣格理论的框架下界定沙盘游戏的本质特征。
2、沟通我们在沙盘游戏治疗中最本质的感觉。所以,我建议我们大家都能展示一个个案和一篇短文来阐述我们所认为的本质的观点。
3、总结概括各种不同的观点。
4、建立一个沙盘游戏治疗师组织,定期召开会议更深入地研究和实践沙盘游戏。
召开这样一个会议来建立起沙盘游戏心理治疗的坚实的基础是必要的,在会议期间,将会有充裕的时间让参与者交流观点,在正式的议程之外,还可进行个案材料的讨论。我希望你能够参加,我期待者你的答复。
捎上我最诚挚的问候!
( Dora Kalff的签字)
我们11个接到Dora Kalff信的,除了一人外其余人都在7个月以后出现在轴黎康(Zollikon)的Kalff家的客厅里,我们之间大多都相互不认识。还有两个来自美国的分别是Estelle Weinrib 和Chonita Larsen。其他参加第一次会议的还有:来自英国的Joel Ryce-Menuhin;来自意大利的Paola Carducci 和 Andreina Navone; 来自日本的 Hayao Kawai 和 Yasuhiro Yamanaka; 来瑞士的 Kaspar Kiepenheuer 和 Martin Kalff。日本的Kazumiko Higuchi那时无法来参加。其他的两个日本人刚好在那个地区就被邀请加入我们,他们是I. Ankei 和 Takao Oda。
Dora 在9月10日那天下午安排了招待会,让我们相互见个面。那天晚上我们观看了Al Huang 表演的太极(Tai Chi)。接下来的会议的节奏相当的悠闲,每一次的展示和讨论在1个半小时到2个半小时之间,有4个小时的午餐和午休。会议的焦点在于一系列的不同的方面:桥的恐惧症;警惕太多的解释;把三角形当作心的符号;身心失调;厌食症;大炮和皇冠的象征;自然的游戏等方面。我们中间还有人分享了他们的梦。
在最后一天,Dora给了我们一个惊喜,到柏林根(Bollingen)参观荣格的塔。当我们被邀在签字本上签字时,我们看到的题头是“国际沙盘游戏治疗学会第一届年会”。
接下来的两个夏天,我们都一起聚集在轴黎康(Zollikon),筹备成立国际沙盘游戏治疗学会。尽管我们把时间和精力花在了学会的细节工作方面,但几次会议的安排都是相同的,每个人都展示了自己的个案。
国际沙盘游戏心理治疗学会(ISST) 于1985年8月正式成立。到成立之时,美国的Cecil Burney也加入了学会。图3.1是国际沙盘游戏治疗学会(ISST)成立时,12位成员与Dora的合影:站着的一排从左到右分别是Kazumiko Higuchi, Kaspar Kiepenheuer, Martin Kalff, Chonita Larsen, Estelle Weinrib, Kay Bradway, Joel Ryce--Menuhin, Hayao Kawai;坐着的一排从左到右分别是Yasuhiro Yamanaka, Andreina Navone, Dora Kalff, Cecil Burney, Paola Carducci)。很不幸的是,Cecil 在随后的一年就去世了。而后来Sigrid Löwen-Seifert 代表德国被邀加入学会,成为最后一位正式的创立成员。
在国际沙盘游戏学会成立以后,Estelle、Chonita 和我开始筹备在美国成立分会,我们沿用国际沙盘治疗学会(ISST)的指导方针,这些指导原则在几年内都没有什么变化。后来有8个美国人符合加入学会的条件,我们就在1987年正式成立了美国分会。第一次会议是在加州Sausalito我的家里召开的,那天下午Dora Kalff参加了我们的会议,我们讨论了要成立正式的学会所需要做的事。随后的一年我们又在Sausalito召开了一次会议,并准备把名字定为美国沙盘游戏治疗师学会。(the Sandplay Therapists of America )(STA) 1988年的那次会议记录显示,筹建小组由11个人组成,分别是:Kate Amatruda, Linda Bath, Kay Bradway, Lucia Chambers, Lauren Cunningham, Harriet Friedman, Chonita Larsen, Susan Macnofsky, Mary Jane Marked, Estelle Weinrib and Barbara Weller。荣格分析家June Matthews 和 Louts Stewart, 他们是跟随Dora Kalff 先行者,也加入了我们。
国际沙盘游戏治疗师学会创立没多久,成员和活动成倍增长,到1995年底,也就是在成立后的第10年,成员已经达到100人,在加拿大、英国、德国、以色列、意大利、日本、瑞士和美国都分别成立分支机构,积极开展培训沙盘游戏治疗师的活动。
1996年1月,美国沙盘游戏治疗师学会来自14个州加上加拿大的52名成员,(其中两个是加州的但一个住阿姆斯特丹,另一住日本)发起了一个每三年举办一次全国会议的倡议,并决定以后的三次会议分别在明尼苏达州、加利福尼亚州和华盛顿州举行。《沙盘游戏治疗杂志》也于1991年在Lauren Cunningham的编辑下第一次正式出版发行。对沙盘游戏感兴趣的人们也在逐年增长。
第四章 三位作者的比较(上)
Dora Kalff的第一本关于沙盘游戏的书《沙盘游戏—一种心灵的治疗方法》(Sandplay-- a Psychotherapeutic Approach to the Psyche)1980出版后(1971年《沙盘游戏:儿童心灵的一面镜子》(Sandplay: Mirror of a Child’s Psyche)的修订版),关于沙盘游戏的书和出版物有如雨后春笋不断地涌现出来。在1983年至1992年间,出版了三本关于沙盘游戏的理论和实践的书,是由国际沙盘游戏治疗学会(由Dora Kalff 创立)成员,荣格心理分析家创作的,它们分别是:Estelle Weinrib 撰写的《自性的意象:沙盘游戏治疗过程》(Images of the Self:The Sandplay Therapy Process)、Ruth Ammann撰写的《沙盘游戏中的治愈和转化》(Healing and Transformation In Sandplay) 和Joel Ryce-Menuhi 撰写的《荣格式的沙盘游戏: 令人惊奇的心理治疗》(Jungian Sandplay: The Wonderful Therapy )这三位作者都曾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与Dora Kalff 一起从事过研究。他们都对在荣格背景下理解沙盘游戏有重大的贡献。
当我重读这三本书,准备为我的书写关于他们的沙盘游戏理论与实践摘要时,我发现我自己找到了一系列完美的引言,我非常喜欢这三本书。我更愿意把它们完整地保留下来,而不是去解释和概括它们。我也发现可把它们放在一起分为几个主要类别,这些类别是治疗师在做沙盘游戏时经常提到,也是很感兴趣的。我也觉得把三位作者的引言放在这些标题下,便于比较他们的异同。所以我就决定以这种方式与读者分享这些引言,并作些我自己的评论。我喜欢让作者用自己的话来说。
当我在比较他们的作品的时候,就可以确信他们在沙盘游戏的很多细节方面是极为一致。他们在很多领域有相通之处,同时他们每一个人的不同的观点都对沙盘游戏的研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我们可以认为,正是他们的贡献,沙盘游戏有了一个可以不断成长的坚实基础。
沙盘游戏的进程
Weinrib 区分了沙盘游戏两个进程:“治愈”和“意识的扩展”(expansion of consciousness)。以下是相关的材料:
治愈首先表明自然器官功能的创伤和可能的伤害;其次表明创伤已被治疗,自然的功能已经恢复。意识意味着对感受、知觉以及在行动与交流中有做出选择的能力。扩展了的意识可能对治愈产生效果,但并不能确保安全。通过恢复心灵的自然功能达到治愈的目的,同时,也可创造人类的人格有机发展的条件。(Weinrib 1983:21-2)
Ammann 也区分了沙盘游戏的两个不同的过程:“治愈的进程”和“世界观的转化”(transformation of the personal world view)。在描述其病人的治愈进程时,她说:
这些人遭受与母亲或者母亲角色关系的困扰,这使得他们在自已的人生中无法健康成长……治疗的进程把他们带进了儿童早期的深层体验。这一体验是超出了意识和言语之外的层次。此时,心灵的能量就能够恢复,并深入到心灵健康的内核中去。通过沙盘游戏,整体的力量就会变得生动而有效,健康的基础就形成了,一个新的人格结构就被建立起来。(Ammann 1991:4)
另一方面,Ammann 是这样描述转化的进程的:
一个人虽然有一个基本的健康基础和稳定的自我,但是他的世界观太狭隘,一边倒或者受到干扰,他就会感觉到有些错的东西总是粘着他……这是进入到一个意识的进程中,而不仅仅是由无意识的创伤所驱使。例如,转化的过程包括:敢于面对阴影(Shadow);阴性的转化(transformation of the feminine);遭遇到作为上帝意象的自性,等等。这样的一个改变一个人世界观的心理上的转化,预示着一个健康的自我意识和自我价值感受。这也代表着自性化的进程。
(Ammann 1991:5)
相比较而言,Ryce-Menuhin就没有对两个不同的沙盘游戏治疗的过程做出区分,他把整个沙盘游戏称作“治愈的心理治疗”,他说:
在沙盘游戏中自我与内在的灵性内容的接触可以通向一个治愈的过程。自我(ego)指向自性(self)的具有象征性特质的过程可以带来治愈的转化。(Ryce-Menuhin 1992:20)在这里,他好像已经把治愈与转化等同起来了。
同Weinrib 和 Ammann一样,我也看到了沙盘游戏中的两个过程:一个是“治愈”,另一个“成长”,心理分析和沙盘游戏治疗都是在促进成长与治愈的同时发生,这要求治疗师能够提供一个适合的治疗氛围,在沙盘游戏是自由(freedom)、空间(space)、保护(protection)和共情(empathy)的氛围。
然而,我不太同意Ammann把治愈与转化的过程明显地区分开来。一些培训机构同样也把个人分析(a personal analysis)与培训分析(a training analysis)分别开来。这个区分是基于对来访者有一个基本健康的自我假定的基础上,并不是要提供给病人的心理分析。而其他的机构认为,在心理分析过程中,让心理分析按照病人的速度来进行,对治疗将会很有好处。
我看到沙盘游戏的两个过程是交加在一起的;我所说的“治愈”与Weinrib的“治愈”和Ammann“治愈过程”是相似的;我所说的“成长”与 Weinrib的“扩展的意识”(expanded consciousness)和Ammann的“转化过程”(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也具有相通之处。我可以从自然界举个范例,一棵受伤的树在受到保护的情况下一般都能够得到治愈,但如果没有得到治愈,树的成长就会受到削弱。但成长与治愈是能够一起发生的。一颗橡子孕育着成长的宏伟蓝图和自我修复的功能,正如无意识引导着个体的成长与治愈。荣格曾说:“生命对我来说总像是一棵根茎植物,它的真正生命是看不见的,被埋藏在土里面。”(Jung 1961:4)
沙盘游戏与口头心理分析(SANDPLAY AND VERBAL ANALYSIS)
三位作者偏爱使用沙盘游戏和荣格心理分析是一致的。
Weinrib 称,沙盘游戏和心理分析应该同时发生,来自沙盘图像的顿悟,有如在分析中所获得的理解,可以清楚地把图像的意义表现出来。 (Weinrib1983:15)她还说道,“在一些个案中,沙盘游戏和口头分析交互作用,会有相互促进的效果。”. (Weinrib 1983:82)
同样的,Ammann 也认为心理分析与沙盘游戏治疗应结合在一起进行。她说:
在我的心理分析工作中,我同时使用口头分析和沙盘游戏。通常是这样的,一个接受治疗的人,一开始通过沙盘游戏进行自我表现,随后进行沙盘图像分析,然后再施以梦的分析。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口头分析与沙盘游戏交替进行。接受分析的病人可能会在沙盘图像上产生特别重要治疗进程,或者可以正确地对待在沙盘中表现出来的特别困难的主题或是转变。(Ammann 1991: XVll)
Ryce-Menuhin表示,他更偏爱于把使用沙盘游戏与荣格心理分析方法结合起来。(Ryce-Menuhin 1992: 33)。而在他的书中所展示的一个个案,只是运用了沙盘游戏,并没有进行其他的分析。他指出,他的体验确证了Kalff来自沙盘游戏治疗的体验,他被这种体验所深深地打动了。
我也已经发现,口头分析和沙盘游戏通常可以同时出现,但有时一个要比另外一个更受到强调,有时,不同的治疗师对待这两方法也会有所不同。通常情况下,口头分析是主要手段,而沙盘游戏是辅助手段。而在其他时候,沙盘游戏治疗是主要的,口头分析被很明确地作为补充,像Dora Kalff 使用沙盘游戏时就是如此。还有的时候,有些治疗师自己不做沙盘游戏,而把病人介绍到我这边来做沙盘游戏,然后继续他们常规的口头分析。
退行(REGRESSION)
三位作者都相信,沙盘游戏所鼓励的退行是治愈进程的最本质的因素。Weinrib写道,与口头分析鼓励退行直接进入到意识领域不同,“沙盘游戏鼓励具有创造性的退行,这正好能促进治愈,这种退行是由于延迟解释和故意使其直接思考受挫而产生。” (Weinrib 1983:22)通过这种方面,“沙盘游戏治疗试图通过重建被扰乱的母婴关系,去修复原型母亲意象的伤害。”(Weinrib 1983: 35)
Ammann 也很重视沙盘游戏所鼓励的退行。(Ammann 1991:XVll)
可以看到,沙盘游戏者常常会回到儿童时期的体验中去,特别是体验到母婴关系,但是这时是与治疗师在一起。在这儿,他可以再次体验到最初的至关重要的母婴关系,但此时是与治疗师在一起。而只有在退行时,治疗师能够全部地接受、保护和引导儿童,并且能在后面陪伴着他重建他的人格,治疗才能成功。(Ammann 1991:86)
Ryce-Menuhin 还说,儿童时代不像成年时候,其大部分的记忆都是非语言的,作为媒介的沙有时能更迅速地把隐藏和被压抑的早期记忆释放出来,并开始重建过去……沙盘游戏便于回到早期的记忆中,在重建和修复儿童时期的创伤大有益处。(Ryce-Menuhin 1992:105)
阴性主导与阳性主导的理论(MATRIARCHAL AND PATRIARCHAL ELEMENTS)
Weinrib 区分了口头分析的阳性理性(logos)和沙盘游戏的阴性容器。口头分析是分析解释了每天的具体事件,就像梦、幻想和积极想象等无意识的材料直接指向正在增长的意识。(换句话说)沙盘游戏的图片有意让其退行到心灵的非语言阴性水平的前意识状态。(Weinrib在1991年9月21日展示论文时的介绍) (沙盘游戏)的目标是提供一个母性的空间或者心灵孕育的地方、一个母婴关系和谐的地方,在这个安全的“空间”,内在心灵的创伤就能得到治愈。自性就能够被丛集在一起,内在的儿童就能被重新发现,所有的潜在的创造力就能恢复。(Weinrib 1983:28)
后面谈的是自性化进程的阶段:
Neumann推断更理智、更具有知觉性质的方法是以无意识的阳性主导水平为特征的——这是一个他已确证了的概念。(Weinrib 1983:88)
Ammann 把沙盘游戏分为两个阶段:做沙盘阶段和接下来的解释阶段。在做沙盘时,分析师与接受分析者的注意力都直接进入了接受分析者的内心世界中的;在解释阶段,分析师与接受分析者是伙伴关系,尽量地去理解沙盘图像的意义,并能与接受分析者的体验联系起来。她认为,在这两个不同的阶段,治疗师要有不同的治疗态度:首先是母性的或者是阴性主导的态度,然后是父性的或者是阳性主导的态度。然而为了避免引来性别角色争议,她更喜欢用大脑半球的术语来表示。Ammann的解释说,大脑右半球主要是从事整体的、非语言的想象工作,在情感信息的处理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我来说,更有意义的是控制躯体意象是位于右脑的。大脑左半球主管语言、逻辑思考和目标引导思维。左脑是以理性和分析的方式进行工作。两种治疗态度在两个大脑半球交替进行。(Ammann 1991:6--7)
同样的,Ryce—Menuhin也说,在沙盘游戏中沉默的形式是一种感觉,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是按照阴性原则去感受。在通常的阴性的感觉下,在允许成长出现时,沙盘游戏所带来的是接受观念的行为,并吸收它所传达的知识。这需要时间,需要在非强迫的条件下进行。不需要有意志的参与,因为阳性倾向于从心灵上去感受它是必须的……然而当阳性在沙盘游戏中表现时,它就强烈地要求要精确地界定它,因为它好象是拒绝阴性,即非强迫的“现实(earthy)”背景。阳性可以全范围地进行表达,包括它的战场、它的英雄之旅、它的阴茎崇拜的骄傲……它的有力的力量、它的幼稚的全能,它对爱情的苦苦寻找、它的恶魔般的侵略、它的天赋和它对上帝的爱。(Ryce-Menuhin 1992:31)
肉体和精神BODY AND SPIRIT
三位作者都强调了在沙盘游戏中把肉体与精神联系起来的重要价值。Weinrib回顾,Kalff认为沙盘游戏的材料是“肉体的一种暗喻”。Kalff指出,那些有躯体疾病的病人有时会在沙盘中做了患病器官的形状,而他们自己并不知道。(Kalff 1979年3月在加州大学研讨会上的发言)与此同时,沙盘整体象征的出现和病人感受体验的神秘性,使得Kalff认为沙盘游戏是一条通向心灵深处的道路。(Weinrib 1983: 40)
Ammann认为:精神和心理的维度并不是零散地丛集在一起,而是通过人的手赋予了机体的形式。沙盘游戏创造了一个公共的领域,在这里精神和肉体可以相互影响。心灵与物质这样直接的相互作用是不为人所知的,至少在这种形式,在经典的口头分析上是这样的。(Ammann 1991:XV)
Ryce-Menuhin指出,“沙的具有土一样的特质促使心灵的内容以躯体的方式表达出来。” (Ryce-Menuhin 1992: 104)同时也唤醒了精神的表达。他说:沙盘游戏所创造的“醒着的梦”通常容纳了丰富的内容,同时也可以解决各种各样的精神领域的两难问题。很多代表神和女神的沙具常与神殿、隐蔽处、礼拜堂、寺庙、天主教堂等摆在一起……很多不可知论者和无神论者通过沙盘游戏已经发现,无意识的整体原型材料释放出来以后,在意识上能使他们的心灵与上帝的意象联系起来。(Ryce--Menuhin 1992:104)
第四章 三位作者的比较(下)
自我治愈SELF-HEALING
Weinrib强调了在沙盘游戏中自我治愈的角色。她看到,“沙盘游戏的基本条件是在深层的无意识里面,在那里具有自治的倾向,给定一个适当的条件,心灵就能自我治愈。(Weinrib 1983:l)而病人可以得到这样的体验:在他里面总是有一种敬畏和惊奇的感觉,一种与他自己的想象和内在的东西的新关系出现了,他获得了一种新的价值与力量的感觉,因为他可以完全地看到它。基于自己的体验,他就开始意识到,治愈和重新焕发生机的因素在于超越他的自我意识和对它的信赖。
(Weinrib 1983:77-8)
Ammann 也感到:沙盘游戏能够治愈不是来自于他人的行为,而是来自于接受治疗者本人的自我行动。透过接受治疗者创造的东西和姿态,他内在工作的能量变成是外在的可视的东西。我们每次谈及沙盘图片,都把它当作是诞生的真实行为。 (Ammann 1991:121)
通常我们可以看到,在沙盘游戏过程中,Ryce-Menuhin所扮演的角色要比其他两位作者要权威得多。但也像他们一样,他也把治疗看作是“一个静静观察的同伴”。(Ryce-Menuhin 1992: 32)他的主要职责是坐在沙盘游戏者对面观看。在这沉默里面,“与内在的和非理性的冲动相关的病人的直觉可以毫无保留地流入到沙盘游戏当中。(Ryce-Menuhin 1992: 28)
治疗师THE THERAPIST
三位作者都一致赞同,治疗师需要相对沉默以保持现场的安静,同时尽可能在他们内心深层去理解在沙盘游戏中所发生的东西。Weinrib认为,“治疗师应该从共情与认知上去倾听、观察和参与,并尽可能不用语言交流。” (Weinrib 1983:12)
更进一步讲,“治疗师更应该训练沙盘游戏者自己去找不清楚问题的答案。(Weinrib 1983: 16)
如果没有理解在这些发展阶段中治疗师的角色和他们在病人看来的象征意义,那么沙盘游戏的整个过程是极为低效的。这样的理解促使治疗师和沙盘游戏者之间建立起一种非言语的和谐关系……治疗师在意识上知道病人在无意识上知道的东西。(Weinrib 1983: 29)
Weinrib阐述了为了让病人对其产生信任,治疗师需要做些什么。
他应该有较深的自我分析的体验和足够的临床培训,还包括要有广博的原型象征的知识。他也应该有作为病人的意味深长的个人体验,他要熟悉沙盘游戏进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还需要研究和比较许多的沙盘图片,这是读懂它们的唯一方法。作为沙盘游戏进程的“运载工具”,他在自己身上应该有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Weinrib 1983: 29)
Ammann也明确指出:“分析师必备的素质是克制力和敏感性” (Ammann 1991:121)。沙盘游戏治疗师的任务就是认可接受分析者所做的事,保持和支持整个沙盘游戏的过程,在突发性事件发生时进行干预。但是治疗师最最首要的任务就是做适当的解释以确保沙盘游戏进程的进行。(Ammann 1991:4)
虽然,她说一定的“理性解释”以把握对图片的潜在意义的理解是必要的。“在观察图片时去掌握和激发出最本质的观点。” (Ammann 1991:57)心理分析师应该“用一只高兴的眼睛和一只警惕的眼睛”来关注沙盘游戏者。(Ammann 1991: 31)
Ryce-Menuhin也指出,沙盘游戏治疗师不可能立即看清图像的意义,但可以把它们放着,耐心地等待沙盘游戏进程的发展。像其他的两位作者一样,Ryce-Menuhin也作了一些评论:
治疗师(在适当的地方)可以作一些象征性意义的解释,可以从一个方面解释,在必要时,也可以放大解释。而对于病人,他作为一个沙盘游戏者,可能会与儿童的原型和古老的存在主义智慧的其他原型意象联系起来,并通过自性的选择展现到沙盘游戏中来。(Ryce-Menuhin 1992:36)
沙盘情境完成后
我看到三位作者在讨论沙盘情境完成后接下来要做什么时有最大的不同。Weinrib强烈地坚持“不要在做沙盘游戏的过程中进行解释,再重复一下‘不要’”。(Weinrib在1992年9月21日介绍他的论文时的讲话)但是,在沙盘情境结束后,治疗师可以让病人讲述有关沙盘情境的故事,或者可以问一些相关的问题,或者引出病人的解释和对沙盘情境的联想,或者谈一些他们所暗示的问题。治疗师不要强迫联想或者以任何形式直接去面对病人……强迫联想会激起理性的行为,除非是一种自发的行为,否则就是不合适的。(Weinrib 1983: 13)
而她还认为,在偶而也有例外的时候。如果病人不喜欢做沙盘游戏,并对其价值表示怀疑。我认为,通过较早的沙盘图片来确认他所做沙盘图片与其非语言的情感有没有相通……(或者)如果一个特别的主题非常紧急而且重要,或许病人确实很焦急,需要有认知的理解才能放心。(Weinrib 1983: 13)
Anmann在沙盘游戏进程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其对待病人的方式有明显的不同。在治疗的阶段,接受分析者离开了理性的层次,被引导进入了灵性接触的激活状态。Ammann感到,通常在做完沙盘以后,接受沙盘治疗者会把沙盘图像当作是他内在的世界,此时将会产生一种情感后效(an emotional after-effect),这种情感将会持续到下一次沙盘游戏……所以在沙盘做完后马上就进行解释将会是错误的。这种危险性在于使病人固着于理性的图像的解释上,会打断情绪和感情的参与和创造力的自然流露。(Ammann 1991:3)
然而,在转化阶段的时候,沙盘的情境是可以与接受沙盘治疗者进行讨论和解释的,由于他们已经有了一个稳定的自我。(Amman 1991: 4-6)她还说,接受沙盘治疗者在转化阶段“将会尽力地去理解他所做的每一个沙盘图像,尽量地从意识层面上去理解他们的意义。” (Ammann 1991:5)
Ryce-Menuhin 也觉得,与沙盘游戏者谈论并找出象征的意义对于他们来讲是极为重要的。但他也认识到,沙盘游戏者无需知道其他的一些治疗师要思考的象征意义。(Ryce-Menuhin 1992: 4-5)
与这些作者一样,我也尽量避免去讨论沙盘的情境;也和他们一样,我也认识到有例外的时候,但是要比他们三个相对要少得多。
回顾与解释
三位作者在每个沙盘完成后都拍下照片或者制成幻灯片,并在有些时候与沙盘游戏者一起回顾这些图片。Weinrib把回顾推迟到她感觉到自性已经丛集在一起和“自性已足够强大去适当地整合材料”时。(Weinrib 1983: 14)
她还说:在这个时候,可以进行解释、放大和阐释。但通常不需要说什么,由于幻灯片本身好象已经直接跟病人说了,正如他可以从图片上可以看到自己的发展进程一样。(Weinrib 1983:14)
她说:在沙盘游戏进程结束后,仔细地去回顾这些个案(接受治疗者具有稳定的自我)的幻灯片对我来说极为重要。
……
但是合乎逻辑的和可作解释的图像的讨论在特定的个案中并不是必须的,如果他们影响早期的、低层的人生层次,即在心理和生理上,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联结在一起。(Ammann 1991:6 和 46)
Ryce-Menuhin延引了荣格的话说:“有治疗需要的个案我才进行解释。” (Ryce-Menuhin 1922: 33)
但是Ryce-Menuhin仍强调要谨慎,在体验沙盘游戏后,没有进行解释就让病人进入生活中去,就好象一个人踝断了(在技术上)进行了修复,但当包扎物拿掉后,没有帮助病人学会走路一样……象征的解释更有可能增强病人的自我,提升其区别来自无意识的能力。(Ryce-Menuhin 1992:34 and 89)
在区分了三位作者的不同之后,我并不感到治疗师在沙盘游戏进程结束后,与病人回顾幻灯片时必须去作解释。所以我所说的是推迟“回顾”而不是推迟“解释”。我甚至感到,在沙盘结束后延迟一段时间再来共同观看沙盘,此时治疗师的解释也要放到两人产生共同的见识之后。我喜欢去等,直到非语言的工作开始“启动”(work),态度和行为能够跟上沙盘游戏的进程。这可能需要5年的时间。
独特的贡献(UNIQUE CONTRIBUTIONS)
这三位作者都从他们各自的体验中给沙盘游戏领域带来独特的贡献。Weinri是唯一一个明确地相信,沙盘游戏可以产生一些通常在荣格心理分析中发生的阶段。她说,“沙盘游戏治疗加速了自性的进程,由于……它好象更直接地朝向自性丛(the constellation of the Self)中和自我的恢复。(Weinrib 1983: 87)
Weinrib也清楚地说明,沙盘游戏的进程有几个阶段。她概括了她的顺序:第一是现实的情境;然后来自包括阴影在内的更深的层次;自性的触及;自我更新的浮现;阴性与阳性的区分;最后是精神人物或者抽象的宗教象征的出现。(Weinrib 1983:76-9)
Ammann在详细比较了沙盘游戏与炼金术后指出,“两种方法都 是来自于物质材料与心灵的成分相互作用的想象的行为。” (Ammann 1991:13-15)
作为一个建筑师与治疗师一样,她有效地运用了房子和花园作为心灵的暗喻。她还探讨了为什么长方形的沙盘要优于正方形的和圆形的沙盘。
由于长与宽尺寸的不同,长方形的空间可以产生紧张、不安的状态和行动的强烈愿望,并有一种朝前走的欲望。而正方形或者圆形的空间却产生平衡、安定和往中间靠拢的状态。可能可以把心理分析的进程比做是在一个非中心的空间不断地去寻找中心点。(Ammann 1991:18)
Ammann和 Ryce-Menuhin都用沙盘“地图”作为理解物件置于沙盘中不同位置的意义的辅助手段。而他们的系统并不一致。可能是住在内陆的山区和住在有水环绕的平原地带的人对沙盘游戏的体验会有所不同。我想这也证实了我对使用其他人发展出来的沙盘地图的怀疑。我认为,如果你正在使用这样的沙盘地图系统,最好能够根据你的经验发展出你自己的方法。
Ryce-Menuhin强调沙盘游戏需要惯例(ritual),当一个人开始与自性建立一个新的关系时,就需要一种惯例(ritual)接纳由于理解而产生的强大的转化力量……由于惯例的特殊氛围可以使产生和再出现退行,这是开始的地方所特别需要的。(Ryce-Menuhin 1992: 28-9)
Ryce-Menuhin也探讨了哪些人可以进行沙盘游戏治疗,哪些人不行。他很明智地进行了概括,“沙盘游戏不是万能药或者一种能治愈所有人的方法。” (Ryce-Menuhin 1992: 34-6)
我特别欣赏Ryce-Menuhin对沙盘游戏治疗师需要学很多东西的认识。正象他说的,“艺术的状态和沙盘游戏解释的科学正处于第一个60年,病人和治疗师在共同揭开这个秘密。” (Ryce-Menuhin 1992: 32)
第五章 荣格分析心理学与沙盘游戏
作为一名荣格心理分析家,在我的二十多年的实践中,我以三种不同的方式来使用沙盘游戏:
1、以心理分析为主要治疗方法,沙盘游戏为辅助手段。
2、以沙盘游戏作为基本的治疗手段,而把口头治疗或者分析作为辅助。
3、与两种不同的分析师或者治疗师同时使用沙盘游戏治疗和心理分析
大部分的分析师使用的是第一种方法,把沙盘游戏当作口头分析的辅助的方法。有些人把两者作为平行的手段,甚至有些时候把沙盘游戏作为梦的分析的替代品。在沙盘游戏后,治疗师可以问沙盘游戏者关于沙盘的问题——特定的沙具对他们的意义或者他们联想到什么——然后可以“解释”沙盘的情境,把它与病人过去的历史、现在发生的事件和移情联系起来。刚开始我也把沙盘游戏作为口头分析的辅助的手段,并和作梦的分析一样,做完沙盘后立即就进行解释。后来我才发现推迟解释有很多的好处。
lda是采用两种方法的个案例子。她一共做了71个沙盘,在前44个沙盘,在她做完沙盘后,我们花了大部分的时间来讨论沙盘。在第27个沙盘以后,我们做了一些变化,每次沙盘做完后,我们都谈论她每一天的生活和做的梦,而根本不涉及到沙盘本身。她的沙盘游戏进程的变化使她的状况得到明显提高。这次的体验与其他的体验一起深深地影响了我。
Dora Kalff教我们的方法是第二种方法,即把沙盘游戏作为治疗的基本形式。不幸的是,在她出版的关于沙盘游戏的书的第二版的背封面有一个错误,封面上声明,“沙盘游戏本身不是一种心理治疗方法”。Dora看到她书的背封面的这个错误,非常失望。原本的声明应该是“沙盘游戏本身就是一种心理治疗的方法”。按照Dora的观点,她也强调沙盘游戏治疗也应该讨论每天的问题和重要的梦。(Kalff 1991:14)
第三种方法把沙盘游戏过程与口头分析治疗分离开来可能是最有争议的。我第一次体验到这一点是,有一个心理分析的同事已经在他的办公室里建起的沙盘游戏室,但是他感到自己没有充分的训练去使用它,他问我,能否为他正在分析的病人做沙盘游戏治疗。我有点犹豫不决去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可能是移情的分裂。我们建立起一些特定的“规则”:接受治疗者把与最初的分析师谈论沙盘游戏进程推迟到沙盘结束后;分析师和我在这段时间不能相互沟通;沙盘游戏进程结束几个月后,我们三个人才一起来共同回顾沙盘的幻灯片。这次体验的结果是,我们三个都感到这个系统已经起了作用了。
在那以后,在一些其他的个案中,我感到可以自由地使用沙盘游戏了。然而当我的一位沙盘游戏的同事问我关于病人阻抗与她的治疗师谈论有关她生活中重要事情的问题,我把它放在了心上。(I took it to heart)
我问了一些与我做双重治疗的分析师关于在我看他们的病人期间他们的体验。他们没有一个人认为有这方面的问题。一个说,她感到很放心让我去关注治疗的象征性方面,因为她与病人把焦点都集中在人生的本质(nitty gritty)问题上。另一个分析师说,他甚至都没意识到他不应该与接受分析者谈论沙盘游戏!但也有一次,沙盘游戏图像是梦的一个延伸,而这个梦病人已与他谈过。所以至少在那个时候我感到很满意,因为把两种治疗方法分离开来并不是问题。
沙盘游戏治疗师都有不同的期待或者有不同的沙盘游戏“定势”(sets),主要是因为他们来自不同专业的关系。社会工作者和婚姻、家庭、儿童咨询师已经受到培训,密切关注家庭内在关系的细节,并自由地去会见病人的家庭成员和老师。有时,他们会以另外一种方式来看待沙盘图像,澄清他们对家庭内部关系的理解。心理学者和精神病医师被训练集中进行诊断,有时也使用沙盘游戏作为一种评估的技术。他们可以运用沙盘图像去确证或者纠正他们对病人病症的印象。
所有这些运用沙盘游戏的方法都是有价值的。然而我感到,为这些目的而使用沙盘游戏可能意味着沙盘游戏的“独特”的贡献被遗漏了。我发现自己在反复地说,“沙盘游戏是用于治愈的,而不是用于诊断的。”沙盘游戏的独特的治愈特性最初是由共情激发出来的。当病人体验到治疗师或者沙盘游戏进程的“观察者”不仅与他们的情感一致(同情)而且还能够进入到他们的情感中来(共情),同情和共情使得治愈和成长的力量聚集到他们的身上。
沙盘游戏提供了一种“坠入”到前语言的、阴性主导的(Matriarchal)的心灵领域。语言和意识清晰的要求都会对其产生干扰。大部分我治疗的成年人在做沙盘时都是埋着头,“玩”的体验和与无意识材料的联接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然而,我与Estelle Weinrib都认为要“推迟解释”,她把这称为是最本质的。依我的实践经验觉得,最好是推迟五年或者更多。我猜想我们都受到我们自身的治疗体验很大的影响。对我来说,应该推迟十年。我没有意识到它,而在那一段时间,沙盘游戏的进程仍在起作用。当和我在十年后一起回顾我的幻灯片时,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体验。而当我与我看过的病人在五年或十年后一起回顾沙盘时,我并不把这当作是一种解释。我把这看成是对沙盘游戏进程中和以后发生的事情的相互的一个理解。此时会有相互的洞悉和相互的“啊哈”和“哇”的(惊奇和顿悟)的体验。
所有的治疗师都可以找到他们最好的工作方法,没有理由我们每个人都使用相同的治疗方法。我们自己的人格进入到同移情的状态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发展我们自性的最自然和最和谐的风格。
与此同时,我常想把沙盘游戏比作乐器,这种方法可被接受但不被常用。当治疗师把沙盘游戏作为其他的技术与他们所熟悉的方法一起运用时,它的本质和大部分的东西会被遗漏。学会充分地运用沙盘游戏并不是件易事;由于我们习惯于“访谈疗法”(talk therapy),所以在我早期体验中要遵循“坐在那儿,别说什么”的忠告并不是件易事;一个人看到沙盘要能与其他沙盘或梦、同移情、过去的历史或现在所关心的事相互之间的联系,并用这些联系无声地促进共情,而不是像其他大部分的治疗师通过谈话,帮助病人把无意识中的东西带到意识中来,这也不是件易事。在沙盘游戏中,我们所能做就是让联系去“工作”;我们可以让它留在无意识的层面,在那儿它也可以起作用。早期的解释,或者是意识层面上的联系(我更喜欢用“解释”这个词)会把病人的很多东西剥夺了,他们所获得的收获不能得到“孵化”,他们首先不得不在无意识层面做些工作。
然而,强调共情和“呆在沙盘游戏进程之外”并不意味着治疗师只要很少的训练和体验就行了。相反的,除了共情之外,我需要有很好的基础和坚实的临床知识与体验。不管如何,要受到人们的敬佩,我们不能仅仅依靠直觉。沙盘游戏师有时会问,为什么他们必须知道象征,懂得病理学,懂得同移情,懂得家族丛(family constellation)。当然,尽可能多地去知道心灵的东西是极为重要的。我认为,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我们就不能很好地履行治疗师的职能。而产生真正的共情是沙盘游戏最本质的东西。这是在积蓄,是一种完完全全的积蓄,当需要运用时才去使用它。而知道怎么去使用它也是至关重要的。
我有时把沙盘游戏比作漂流,最好让它处于自然的和没有任何障碍的状态。然而,如果小船会离开我们或者风太大或者要完全地停止,我们就需要去保护发动机,一个值得信赖的发动机可带我们离开危险的境地。这就需要我们知道怎么样(know-how),有较多的体验和很强的自信心,同时还要密切关注所发生的事,在紧急的情况下提供保护措施或者在必须做重要决定时指明道路。
第六章 同移情
Dora Kalff 使用“移情”这个术语,最初是指“自由和受保护的空间”,这是她的沙盘游戏治疗的重要特征。在她的书中介绍说,在治疗中当自性丛集(constellate)在一起时,她就尽量地通过移情来保护儿童的自性。(Kalff 1980: 29)与Dora Kalff做沙盘游戏的人们都会发现,她自由地让他们展现真实地自我,并保护他们使他们能做想做的事。这对她来说就是移情。她更关注的是当前的情感体验,而不是将过去的情感移情到当前的情境中来。
在沙盘游戏会议上,大部分人所谓的移情和反移情都是暗指分析师与来访者的当前关系和每个人的体验,而没有关注关系的预先决定性(pre-determinants)。
而所有的关系都必须接纳先前所有的关系的因素。在经典的心理分析的著作中,移情原本是指把过去的情感带到现在。弗洛伊德第一次使用移情这个术语是用以他的女病人爱上他的情形。他认识到,他的病人反复地重复着他们早期体验到的冲动和情感,通常是把他们与父母的关系移情到他的身上。弗洛伊德自然地把这些情感看作与性相关,所以警告医生要避免反移情,也就是说医生也爱上了他们的病人。(Freud 1915: 97 and 157)
荣格发现炼金术有助于理解移情与反移情。他把移情看作是炼金术神秘的合并或者融合(conjunctio)时原型的激活状态。医生的任务就是去帮助病人意识到、体验到原型的重要性。他感到,这将会有助于人格的重新整合,促进自性化的进程。(Jung 1954b: 163-321)
根据Fordham (1978)的说法,当一个病人把过去某个重要人物的意象转移或者投射到治疗师身上时,治疗师通常可以鉴别那个投射。这个“投射的鉴别”使得治疗师能够“使自己进入到病人的内心,与病人一起感受或者自己体验病人是怎样的”。这能帮助治疗师促进对他或她对病人的理解。(Fordham 1978:91)
学校自性心理学(the school of self-psychology)的创立者强调需要有一种共情的氛围,这能鼓励他所谓的“自性物体”(self-object)移情到分析师身上。这种移情将会被分析师身上无意的共情失败所不断地打断。如果治疗师能够接受病人对共情失败的消极的反应,帮助他们理解这是童年体验被部分激活,将会变成是一种治愈的资源。(Kohut 1984: 206)
移情这个术语已被广泛运用于沙盘游戏中,最初是指积极的情感,而不是积极和消极的情感。在Kalff的书中,这几乎是为接受关注的积极情感所专用。通常情况下,一个人的消极情感甚至都不被提及。当一个儿童病人把飞镖射在了她刚油漆的墙上,她强调她的感觉是让他射飞镖,使他确信她是想帮助他的,否则,他就会对她表现出消极的情绪来。(Kalff 1980: 67)在整本书里面,Kalff也谈及了她最初表现情感的积极方法:“我为他感到很遗憾”、“我为他感到高兴”、“我被深深地感动了”。她报告了她的一个例子,一个儿童对她说,“不是那么好吗?我爱你,你也爱我。” (Kalff 1980:129)这是Kalff所创造的氛围。这正如Winnicott所描述的母婴之间相互爱对方的情形。
然而在随后的临床实践中,我们已经知道消极和积极的情感都会对沙盘游戏过程产生重大影响。Hayao Kawai和其他人都在国际学会的会议上讨论过,作为治疗师感到一个特殊的沙盘好或者坏是否会影响以后沙盘的制作。例如,像Emmy这样的病人,在沙盘游戏中消极移情情感的表达可以帮助他们释放他们力量的空间。
控制移情的反应是非常困难的事。我的第一个督学有着颜色和我母亲一样的红色头发。即便我认为他们的人格并不是非常的像,而且不管我如何尽力克制自己都还会从她身上看到我母亲。
然而,如果我们的投射是有意识的话,那么我们至少可控制一半。我现在仍被一个年轻的治疗师向我介绍大约几年前的一个事件所震撼。HalfWay在一位老年人的婚姻咨询的第三阶段时,她站了起来,并以下面的话结尾,“我很抱歉我不能再与你一起工作,你让我回想起了我父母太多的东西。”虽然这位年轻的治疗师无法控制她的情感,但她能认识它们。她识别了它们就会导致意识的行动以代替无意识的投射,这将会有害于病人。
作为治疗师,我们要特别警惕我们投射的暗示,包括积极和消极的。我们要去促进我们的投射进入到意识中来。这就要有持续的警惕性。
在沙盘中,沙盘游戏者可能会明确地摆出一个特殊的人物代表治疗师。有时他们在做沙盘的时候就知道,有时等到后来他们回顾沙盘时才认识到的。通常一个儿童会让治疗师在沙盘中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Kathy把我们俩当作是两个对立面,相互用大炮扫射。她向我射击,我也向射击。消极的移情出现了,但并没有破坏性。
此外,我们很多人都已经意识到治疗师在房间里观看沙盘情境时的位置很重要。在我的工作中,已经注意到重要人物的在沙盘中的位置或者情境的方向与我所坐的位置有关。一个旅程可能会直接指向角落的位置或者一把枪可能会瞄准我的方向。
正如Kiepenheuer 在早些时候的一次会议上指出,沙盘游戏小物件的收藏本身就是治疗师的一种延伸。而来访者对我们所收藏的小物件的反应,通常暗示着那时他对我们的情感。有些人可能会抱怨在柜子上没有需要的小物件或者把我们的收藏与其他人进行比较,发现我们的小物件不够。而在其他时候,可能就在下一个阶段,同样的人可能会高度评价我们的收藏或者变得热心于他们所需要的。他们对我们的情感变好了起来。
通常治疗师对这样的批评或赞扬在内心会感到一种意想不到的反应。有时,我会对我的收藏进行辩护。我也会自然地接受我的这些情感。最重要的是我们时刻注意我们对批评和赞扬的反应。治疗师既是参与者也是观察者。使用沙盘更易于去作为一个观察者的角色,但是不能不要作为一个参与者的角色。可能我对别人对我的沙具批评的反应已变得比对我人身的批评更缺少防御性,但是我仍会感到有防御性,并且具有很强的防御性!
这也帮助我们认识到人们对我们消极的情感是很自然的事,甚至在我们没有什么明显的疏忽时都可能会出现。毕竟,我们会去度假,会去收取费用,我们还会去控制时间。
几年以后,我发现我自己尽量地避免使用反移情这个术语,我更愿意以同移情来代替,因为我感到“同”(co-)的感觉要比“反”(counter-)好。我用同移情这个术语去指明病人与治疗师的治疗关系的情感。这些内在的情感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而不是像移情-反移情结合在一起的术语所表明的具有连续性。
我相信,这些情感是由早期和当前所发生的事件所决定着的。这不仅仅是来治疗者才会投射,治疗师也会投射。两个人都可以在对方身上找到悬挂着的钩(hook)或者是投射他们不使用或被压抑的部分,或者过去的记忆,或者是原型的意象。这都是对投射的反应。一个人可以被他人的重要的投射所影响,而投射和反应常常都是在无意识的水平上的。治疗关系是一种混合,一种复杂的混合,一种有价值的混合。当我使用同移情这个术语时所指的就是这种混合。
第七章 罗夏墨迹测验(Rorschach) 和罗杰斯(Rogers)
当我第一次开始对儿童使用沙盘游戏时,我还在学校和临床做诊断性的工作。更多地像罗夏测验(Rorschach) 一样,我使用包括沙盘游戏在内的一系列材料用于评估诊断,我发现这是很有用的。但我发觉我不能把它用于作对儿童的评估诊断后再进行治疗。当我做了的时候,这孩子就会为我“表演”。因为当我已经对儿童作出了判断时,他们在接下来的治疗中就不可能有完全的自由。使用沙盘做评估诊断就有点像用小提琴去垫断了一只脚的桌子,虽然会有用,但这会损坏了小提琴,它就不能再为我们的午餐和茶憩伴奏。最好的办法是我们可以找一个箱子或者一块木材来撑住桌子,而保护好小提琴让其能够继续演奏音乐。
如果沙盘游戏被用于评估一个人,他们可能会认为他们被挑剔地进行了评估,即便这没有向他们公开。有很多确切的证据表明具有亲密关系的人们之间的交流都是无意识的,如母亲与婴儿,或者情人之间,或者治疗师与病人。如果一个治疗师看着一个沙盘并想“这显示有潜伏的精神分裂症”,或者“这个人有自恋倾向”,或者“这表明敌意行为”,他们的判断的姿态(judgmental stance)可以通过潜在的交流传递给病人。所以最好把沙盘情境看作是人们在那里把他们内心和外在的问题或者伤害或者冲突复制出来的方法。
一些使用罗夏测验(Rorschach)评估的治疗师倾向于把沙盘情境“解释”为一种投射测验,如他们使用罗夏测验一样。例如,我记得有位心理学家,他在沙盘中看到一个食物的象征,就把这看作是沙盘游戏者肚子饿了和“缺少必需品”,而不是把它当作是沙盘游戏者当时正在积极做些事来“喂养”他自己。来访者可能会在沙盘上摆放一些他们所需要的象征性的东西,这可能是食品、有同情心的母亲、或者是同敌对人物战斗的能量。
如果一个人能在治疗之外直接问他们生活中所需要的,这是在沙盘中不能给他们的东西。我曾记得一个女士,有很长时间的广场恐惧症。她在认知上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她仍旧还有恐惧的习惯。有一天,她的女儿不得不急送医院,而她是唯一能送的人,她已经有两年不能开车了,但她不得不开着车带她的女儿和五岁的儿子一起上医院,当她开车的时候,她反复地要求她儿子,“告诉我,我是个好母亲。”他照她的话做了,她能够执行任务了,她恐惧的习惯也没有。
不管是在生活中或是在沙盘中,给自己“营养”通常是在执行一项需要特殊能量的任务时所必须的。Ilsa在沙盘中把一头小鹿放在水池边喝水。在接下来的沙盘中,她第一次能够去面对她长期以来所否认的创伤,在沙盘情境中以一个打开着的陷阱来代替。
治疗的趋势正朝着更少的评价,更少的解释,而更多的共情反映(empathic mirroring)的方向发展。就如母亲把她的婴儿作为其成长所必须的一部分,这不新鲜。Carl Rogers介绍,他所称之的“来访者中心疗法”是建立在20世纪40年代时把反映情感作为治疗方法的基础上的。(Rogers 1942:144)这是我第一次展示治疗的方法,我采用这种方法,并发现这对我尊重病人的治疗进程很有帮助。我尽量避免说一些不能反映他们情感的话,除非有特别的理由去这样做。我把罗杰斯的一句话放在心上,“ 仅带着好奇心,只需要沉默,就是一种反映(mirroring)的技术。” (Rogers 1942:165)后来,他还说,“顿悟不能通过谈话获得,这是来访者所达到的体验。”(Rogers 1942:179)
沙盘游戏也是一种反映的形式。它能象罗杰斯所说的治疗师的共情反映,它的功能就像“一面镜子可以反映出来访者的真实自我。” (Rogers 1942:144)
第八章 表达与体验
不管是在沙盘工作中,还是在沙盘游戏治疗中体验都是备受强调的。
Margaret Lowenfeld是第一个把沙盘发展用于治疗的,她把它作为一种媒介提供给儿童,因为她感到,它可以让他们向治疗师“表达一些无法表达的东西”, 他们可以说一些他们以前因为情感的影响而不能与他人交流的东西。这就像宣泻疗法(catharsis),这是现代治疗的“鼻祖”John Hood-Williams 改进了 Lowenfeld的工作,并把它带到了美国,并教会了Lowenfeld的追随者,而他们一开始把沙盘当作是一种表达而不是一种体验。
另一方面,Dora Kalff强调了体验的重要性,当来访者做沙盘时,他们真真切切是有体验。当她纠正我的一个句子的时候,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我是说,“当儿童在使用桥时,显示他们有与对立面建立联系的潜力。”而她却说,“来访者是处于尝试建立联系的真实状态之中。”
一直以来,我都尽力地把沙盘情境看作是一种活生生的直接体验,而不是仅仅看作是一种表达或者一种体验的潜力。来访者在沙盘游戏中所体验的的东西才是重要,而不是治疗师认为的来访要向治疗师表达的东西。
有一次我有一个来访者,他把沙盘放着,并不做任何东西。我把这张空的沙盘照片给我一个学生看,问她这对她来讲是什么意思,她回答说,“来访者是在尽力地告诉我他或她的感觉是多么的空虚。”
我想这个答案是来访者尽力想向治疗师表达的,但这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荣格说,“这仅仅是在一种完全被抛弃和孤独的状态下我们体验到的自己本性的有用力量。” (Jung 1969a:342)在没有治疗师出声或者无声的推论的干扰时对空白的沙盘进行沉思,来访者不但有机会去表达,也有机会去真实地体验她自己的本性和空虚和治愈的力量。
第九章 判断Judging
判断渗透于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经验当中,这对人类来讲好像是很普遍的事。其开始于婴儿从母亲身上诞生之时,刚一出生,婴儿就被立即进行检查,以判定是男孩还是女孩。在那一刻就是在做判断。在一些文化里面,女孩是作为一个否定的“象征”(attribute),在婴儿时就被杀了。接下来的判断就是度量:婴儿有多重?有多长?现在有新的技术可以进行产前的判断了,不用等到出生就可以进行了,在子宫里的胎儿就可以进行判断,是男孩还是女孩?有没有病状?而只有新生儿的母亲不对婴儿做任何判断,把婴儿放在她的胸前进行滋养,而不管他的性别或者体重或者长度。在母亲眼里,婴儿永远是漂亮的,在婴儿看来,母亲也永远是漂亮的。Winnicott把母亲与婴儿之间的这种联结称为他们“坠入了爱河”,在这里没有任何的判断,只有共情。他们相互联结。在治疗工作中通常也有一个“抚育”(mothering)的阶段,以我们所称的“无条件的爱”和完全的接受为特征。随后,对于一个正在成长的人这已经不足够了。正如一个病人对我说,“我不再想要你爱我自己,而想要你爱我能做的事。”所以我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我发现我自己在评估她在学校作业上的表现、她工作的获得和她爱的人的关系。我看着她在朝着胜利、她的任务和她的成就前进。我尽力地去帮助她,比我在前一阶段“抚育”阶段要做得多。我已经与她进入了“培养”(fathering)的阶段。
在第一阶段,你所能做的是爱,而在第二阶段,你所要做的就是去赢得爱;你去做了你就能被爱。当然这两个阶段有重叠的地方。
沙盘游戏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无声的情况下进行的,最突出的是早期的抚育阶段。正如John Beebe所说的:
从Winnicott开始,很多分析师们偏爱于信赖和接受病人所持有的材料。这种积极参与的兴趣并不是去干扰病人自己的情感轨迹,现在这已被认为比阐释更具有优越性。 (Beebe 1992: 72)
Beebe延引了荣格的另外相似的章节:
我们必须能够让事情在心灵里发生。对我们来说,这是大部人所不知道的艺术。意识永远是妨碍的、帮助的、正确和否定的,不要让心灵的进程平静地成长。(Jung 1967:16)
在沙盘游戏中我们要拒作判断,我们要去接受个性的独特性和他们应付问题的方法以及处理他们的创伤、他们的问题和他们的病症的方式。不需要任何的解释,我们只要享受沙盘游戏进程的美丽,享受沙盘游戏者所特有的美丽,享受他们自我治愈的美丽。这就是沙盘游戏进程所要做的工作。
第十章 沙盘游戏的欣赏
我最近读到一篇关于美丽的学术论文(Gillmar 1994)。作者谈及了观察者与物体、欣赏者与画、听众与音乐之间的“共鸣”(resonance)。对我来说,沙盘游戏可以产生共鸣。治疗师是沉默的,但在沉默中却产生了共鸣。治疗师与沙盘游戏者产生共情,与沙盘游戏情境产生共鸣。
然后让我感到困惑的是“我们是如何学会共鸣?如何学会在艺术上产生共鸣的?如何懂得欣赏美丽?”这让我回想起了我的“艺术欣赏”和“音乐欣赏”课程。可能我们也可以开“沙盘游戏欣赏”这门课程!我们可以教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关于沙盘游戏背景的有价值的东西:神话、神仙故事、荣格理论、其他的心理学理论、炼金术、能量点(chakras)、象征、梦的分析等等。然后,当治疗师需要时就可以运用他们所知道的背景知识,或者当他们在欣赏沙盘情境时,就可以运用这些背景知识来产生共鸣。
Gillmar也谈到了“美的诱惑”(aesthetic arrest)。对我来说,这有点类似于沙盘游戏中的共时性。当所有的东西都停止后,你和沙盘游戏者处于极为和谐的境界,有点像拥有、整体和自性。在那个时候,你们两个人都发生了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