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晚期癔症病人时常带着不符合卒中发作或其它已知神经疾病典型模式的肢体瘫痪来找医生看病，瘫痪区域与肢体实际的神经供应不一致，却符合对肢体的精神观点（mental idea）。其它表现包括突然不能说话或看东西，或有着类似更早世纪时超凡着魔症状的异乎寻常的痉挛。癔症在过去和现在都不同于诈病；尽管这些病人常被指责为诈病，但他们并不是在‘装腔作势’。他们确实相信自己瘫痪了，或哑了，或看不见了，虽然常表现不可思议的镇静，好象解除了什么，将他们自己被动地放在家属和医生手中得到关心。弗洛伊德作出假设:症状有象征意义而且是一种微妙的交流。如一个癔症性失明的人潜意识中在说:‘有一些我不能忍受去看的东西’，或者，强烈的癔症性失语可能是对强有力和破坏性事物的恐惧，病者若能讲话可能将这些事物说出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弹休克’也是癔症的一种形式。在壕沟里打仗被迫超越情绪限度的男人有时会崩溃而缄默不语或出现瘫痪状态。尽管儿童仍可能制造这些症状，现在许多西方成人也有心理学头脑。特别是，妇女变化的自由和独立意味着她们能用词语对自己表达激情、冲突和痛苦，从而更直接得多地对他人表达。但时常有对痛苦的直接表达不可能而癔症的微妙形式仍然发生的情况。

癔症总在医生那里引起强烈甚至令人痛苦的反应。治疗上的早期尝试是切除阴蒂，在弗洛伊德时代这种方法未完全过时。即使到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一些炮弹休克的士兵正开始受益于多种分析方法（如小说家巴克（Pat Barker）的‘新生’三部曲中所述）时，其他人若因为懦弱而逃避被射就用残忍的方法治疗，如达到缄默不语或瘫痪肢体的电休克，以尽量迫使他们回到正常状态。在事后分析性认识的重新帮助下，我们会看到受伤的压抑个体（家庭妇女或士兵）被推到极端且不能直接交流绝望和盛怒，用这种方式崩溃:这些强大的攻击感被投射到另一人那里并由另一人扮演（见第一章）。

弗洛伊德离开布拉克的实验室时从事神经科而非精神科医生职业。在19世纪80年代，而今我们作为焦虑和抑郁症状认识的许多东西被看成脑变性障碍的一部分。癔症要么用同样的方法被发现，要么作为诈病者被开除。神经科医生使用躯体治疗如电神经和肌肉刺激，按摩和水疗。同癔症一样，弗洛伊德发现许多在精神和躯体上处于耗竭状态被称为神经衰弱的病人也常是妇女。

神经衰弱和癔症会悲惨地在医生之间来回奔波，常引起无助和不耐烦。相反弗洛伊德对此充满高尚的兴趣和好奇。他提议常规的躯体治疗，很快他怀疑这些治疗没用，而对他那个时代（甚至或许对我们这个时代）不同寻常的是，他最先感兴趣于倾听病人，鼓励病人谈论其生活和家庭并讲述他们的故事。在这方面他部分受到早年一位重要朋友沙可（Jean-Martin Charcot）的激励。

在那个时代，对神经病障碍的法国方法比欧洲其它地方更先进更有内涵，弗洛伊德29岁时就努力工作以争取6个月的出国奖学金，从而去巴黎 Sâltpetriｅre医院到好争论却有超凡魅力的神经病学家夏科下面进行研究。夏科致力于对神经疾病的详细观察和分类，常对众多钦佩他的听众论证癔病症状可经由催眠暗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