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有德
在人类思想文化和科学的丰碑上,铭刻着一大批犹太人的名字,如斐洛、迈蒙尼德、斯宾诺莎、海涅、马克思、弗罗伊德、柏格森、胡塞尔、马尔库塞、维特根斯坦、波谱、耶稣、保罗、爱因斯坦、玻尔、门德尔松、梅纽因,毕加索、夏加尔,拉宾……
由于学业的关系,近年来阅读了一些犹太思想家传记。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时而被那些思想大师的感人故事所打动,时而被他们那些关于宇宙、社会、人生的深刻洞见所启迪、震撼、激励,有时甚至激动得心潮澎湃,久久不能自已。之余,我不禁一次次发问:犹太人何以如此聪明智慧,何以推拥出了这么多的天才思想家呢?
渐渐地,我发现这些犹太思想家们有一些共同的东西。
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是犹太传统的叛逆。斯宾诺莎因其异端思想而被开除教籍,海涅放弃了犹太教而改宗基督教,马克思在6岁时接受过基督教的洗礼而后来成为无神论的旗手,弗罗伊德并不信仰犹太教,柏格森梦寐以求的是加入天主教,赫茨尔、胡塞尔,尤其是维特根斯坦则似乎没有表现出对犹太教的任何感情。其他的思想家如斐洛、迈蒙尼德、门德尔松、科恩、布伯等,虽然坚持犹太教的信仰,但是无不对当时正统宗教提出了质疑、非议和改造。每每想到这些,我就情不自禁地这样想:缺乏叛逆精神而固守在传统之内的犹太人不可能成为伟大的思想家,换言之,自己不首先成为世界主义者,其思想就不可能跨越民族和传统的藩篱而登上世界级思想家的峰玲。
然而,他们又是传统的得意者。他们得益于传统,所以酷爱学习。犹太经典《塔木德》中有一篇《先贤遗训》(Aboth,汉译《阿伯特:犹太智慧书》),其篇幅不过几十页,而其中教导犹太人勤奋学习的地方却随处可见。犹太人重视教育,视师如父,喜欢藏书、酷爱读书是有名的。被流放到英国的马克思有时曾困窘到衣食无着,然而,他依然坚持到大英博物馆刻苦读书,以至在地板上“永远”地留下了他的脚印。斯宾诺莎被开除教籍后孤身一人,贫困潦倒,靠磨制镜片为生,但他对学习却孜孜不倦,最终以空前绝后的几何学方法著就独特的体系,成为卓然大家。……不论是在当年的纳粹德国,还是在今天犹太人最集中的美国,犹太人受教育的水平都是最高的。有谁能说,犹太人之出了这么多思想家,不得益于其酷爱学习的传统呢?
他们得益于传统,所以最富有批判和挑战精神。《圣经》先知书中记载了诸多犹太先知的言行。先知被认为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他们抨击朝政,针砭时弊,预言未来。疾恶如仇、无私无畏是其典型的品质。先知精神遗传给了后来者,包括那些离经叛道的犹太人。且不说斯宾诺莎是第一个以历史的方法批判《圣经》的哲学家,也不谈马克思不仅对资本主义社会使用“批判的武器”,而且身体力行地诉诸“武器的批判”,只要稍稍提及弗罗伊德的“泛性主义心理学”,马尔库塞、弗洛姆等的社会批判理论, 波谱在“证实原则”一统天下的英美哲学界独树一帜,偏要主张“证伪主义”,就足见其锐利的批判眼光和“反潮流精神”了。随波逐流者是不会成为世界级思想家的。
他们得益于传统,所以自信而又自强。按希伯来《圣经》,上帝与以色列的三位始祖以及摩西立约,赐给他们“流着奶和蜜”的土地,佑助他们子孙繁茂,启示给他们十诫等613条律法,从而使以色列人成为“上帝的选民”。诚然,如犹太人自己强调的那样,“选民”不是一种特权,而是一种责任和义务。然而,谁也无法否认,选民意识体现了以色列人与上帝的特殊关系,使之具有一种“天降大任”“ 舍我其谁”的神圣使命感。正是这样的选民意识和由之而来的使命感成为历代犹太人的精神支柱,使他们能够在极端困苦的岁月里充满自信,能够以难以想象的坚韧不拔的毅力,发愤图强,自强不息,克服了历数不尽的困难和障碍,从而成就非凡。是的,有不少犹太人思想家并不欣赏“选民”概念,但是,有谁能够否认他们从其先辈、家庭和文化传统中,通过耳濡目染的熏陶,接受了选民的精神和使命意识,并使之成为激励他们取得辉煌成就的动力呢?
当然,他们得益于传统的还不止这些。和基督教的“博爱”与“来世精神”相比,犹太教更突出了“平等”、“公正”、“和平”和现实生活。这样的思想观念似乎比基督教精神更能激发人对现实社会、精神和文化问题的关注与思考。不仅如此,实际上这些观念也的确引导了犹太思想家的现实生活,并不同程度地融进了他们的思想体系之中。
可能有人会说,既然多数犹太思想家属于传统的叛逆者,又说他们得益于传统,岂不自相矛盾?其实不然。得益于传统者不必是传统的卫道士。犹太传统教育是“从娃娃抓起”的。男孩出生后8天接受“割礼”。儿童自有学习能力开始就在犹太小学学习希伯来语和宗教知识。男孩13岁、女孩12岁受“成年礼”。安息日是犹太人的圣日,每个家庭都虔诚地对待这个富有宗教内容的一天。逾越节、新年、赎罪日、住棚节、普尔节,以及婚礼、葬礼等,也都是生动的传统和宗教教育课。还有,犹太人特殊的“饮食律法”中规定了种种“清规戒律”,时时刻刻地影响着犹太人的生活方式。可以说,“从摇篮到坟墓”,犹太人的整个一生都是和其宗教传统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的确,有许多犹太思想家背离了传统。但是,在思想上游离于传统网络之外并不一定能在行为和生活方式上脱离传统。传统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有时是潜移默化的。犹太信仰、习俗和生活方式渗透在犹太人的血液里,也必然落实在行动上。谁敢说有异端倾向的、抑或被开除教籍的、甚至成为无神论的犹太人,就能够轻易地挣脱其传统的光谱呢?
再追根溯源就得从社会存在和文化、心理上看问题了。犹太人是一个命运多舛的民族,被征服、被流放几乎可以说是其不可更改的宿命。公元前586年,尼布甲尼撒率领的巴比伦大军征服了当时的犹大国,丧失家园的犹太人被掠往东方的巴比伦达50年之久。史称“巴比伦之囚”。这是圣经时代最著名的一次“流散”。后来,波斯、希腊、和埃及帝国的入侵和统治接连不断,及至公元70年,庞培指挥的罗马帝国军队的铁蹄踏平了耶路撒冷,一把火将犹太教的圣殿化为废墟,犹太人不得不又一次开始了大流散,而且这一次竟然长达1878年,直到1948年现代以色列国的诞生才部分地结束了这次散居的历史。(现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只有370万,还有70%以上的犹太人侨居世界各地。)犹太人的散居是独一无二的现象,以至英语中专门有一个词来表示它,这就是Diaspora 。没有祖国的散居犹太人虽然也曾经有过与寄居国人民和睦相处的岁月,例如在8至11世纪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也曾经有过短暂的欢畅顺遂的日子,例如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由于获得“平等权利”而欢呼雀跃,竟至许多犹太人靠放弃自己的信仰而改信基督教的方式企图融入西方社会。然而,在更多的情况下,犹太人的命运是极其悲惨的。在中世纪的欧洲,散居的犹太人居住在被称为“隔都”的聚居区里,这是一个几乎与外界隔绝的贫困不堪的“独立王国”。他们的职业受到限制,只能从事受人鄙视的信贷或商贩等少有的几种职业。由于犹太人在宗教和生活方式上与基督教不同,而且他们常常“顽固不化”地我行我素,入乡而不随俗,因而时常遭到非议、责难、人身攻击和迫害。例如,某小孩被杀,就被认定是犹太人所为,认为其目的是用小孩的血做逾越节食用的无酵饼。黑死病流行,有人就说是犹太人在井里放了毒药。诸如此类。这样,犹太人遭到拷打和杀害的事件便屡有发生。就是到了19世纪,类似这样的反犹主义事情也司空见惯。一位叫做德雷福斯的法国军官仅仅因为是犹太人就被指控为德国间谍,并被铃铛入狱,无辜地断送了青春和前程。正是这个事件直接导致赫茨尔在19世纪末扯起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大旗。不仅如此,宗教对立和迫害也是极端严酷的。希伯来《圣经》被说成是被耶稣的《新约》所取代了的《旧约》;犹太法利赛人据说是杀害耶稣基督的刽子手,因而犯有不可饶恕的“弑神罪”(Deicide);犹太人曾经是“上帝的选民”,但是随着基督教的诞生其“选民”地位已经被基督徒所取而代之;(直到二战以后,基督教才逐渐放弃了这些偏见)在中世纪还分别在巴塞罗那、巴黎和托托萨发生过三次旨在使犹太教屈服基督教的论战。如此等等。这些宗教的、经济的、生活方式上的差别和对立和种族主义结合时就使人变得愈加疯狂起来,因此,历史上屠杀犹太人的事件时有发生,最为骇人听闻的是二战期间希特勒导演的杀害600万犹太人这一惨绝人寰的悲剧。
不难想象,历史上散居的犹太人是处在什么样的文化状态和心理状态。他们没有祖国,没有常人的尊严,没有人身安全,没有宗教自由甚至生存的权利,而这些都是正常人所需要、所渴望的。人是有需要的动物。人的需要有多种,其中有一种就是被需要的需要。当人感到不被他人或社会所需要时,被全然拒绝时,他是何等地失望或绝望啊!散居犹太人就是这样一群常常处在失望和绝望状态下的人。这些“没有”与“失望”,迫使他们成为无法融入西方主流社会而“被边缘化”的群体。被边缘化就意味着“孤独”,而孤独则又反过来成了思想家的温床。散居犹太人处在社会的最下层。处在社会最下层的最渴望改变自己的地位,因而最能发奋学习,忘我工作。一次反犹事件就是对犹太人心灵的一次震撼,一次次反犹事件就是对犹太人心灵的一次次震撼。当心灵受到震撼时,只有当自己的心灵受到震撼时,才会有刻骨铭心的感受,才会产生石破天惊、震撼他人心灵的思想和观念。还有,散居的犹太人身处犹太教和基督教两种传统之间,不得不时常进行比较、对照和两教间的“对话”,其结果则极易产生超乎两者之上的更高层次的新思想。总而言之,幽雅闲适的环境和状态培养不出思想大师。伟大犹太思想家的思想是生存挣扎的果实,是孤独无助的花朵,是辛酸血泪的结晶。
孟子曰:“天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犹太人之有智慧,有大思想家出世,倒是应验了孟老夫子的这段至理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