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纳·缪尔达尔
当提起家庭、犯罪、歧视时,人们总会把它们看作社会问题,但在科学研究中,它们并非社会学家专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正在涉足这一领域,并逐渐形成了经济社会学这一交叉学科。而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正是这一领域的代表人物。
贝克尔出生于宾西法尼亚州的一个商人家庭,本科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主修经济学,副修数学。1953年1955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54年至1957年,他在芝加哥大学作了几年的助理教授,后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十多年后,重回芝加哥大学执教至今。贝克尔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和社会学系的合聘教授,而芝大的这两个系在美国分别执各自学科之牛耳。并且,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合聘教席在任何的学校都是史无前例的。1987年,贝克尔出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无疑是他事业的巅峰。
贝克尔是一位出色的经济学家,他继承了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新古典分析方法,并将这些方法成功的运用于分析社会问题。20岁出头就出版了以他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的著作《歧视经济学》,在文章中他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了黑人等少数族群受歧视的问题,但这部原创性的著作迎来的并非一片掌声,由于是首次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社会问题,他的观点受到了社会学家,甚至是经济学家的批评。然而,这些批评并未阻止贝克尔在经济社会学方向前进的脚步,他将自己研究的问题进一步扩展到了出生率、犯罪、教育、婚姻与离异、传统、吸毒、时尚、广告等领域。他每项新成果的发表几乎都对传统思维构成一次冲击,其中既有已被广为接受的视教育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思想,也有如今听起来仍令人耳目一新的思想,例如通过将孩子看做“耐用消费品”,从而分析出生率。
贝克尔在学术上的成功,不仅是由于它的天赋与睿智,还要感谢芝加哥大学在学术思想上的开放。许多经济学,如弗里德曼、刘易斯、舒尔茨都支持他的研究,在社会学家詹姆斯·S.克尔曼(James S. Coleman)的介绍下他才得以供职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而之后获得的一系列荣誉则标志他的理论已经逐渐为主流经济学所接受。
究竟什么是经济社会学呢?用一句简短的话来概括就是,用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社会问题,虽然这样讲可能忽略了社会学对这一学科的影响,但无疑经济学工具在该学科的作用是主要的。贝克尔在经济社会学的纲领性著作《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概括了他的研究方法:“在我看来,最大化行为、市场均衡和偏好行为稳定性综合假设及其不折不扣的运用,构成了经济分析的核心。”而理性选择理论是用来分析问题的主要工具,并且在实践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经济社会学的发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经济学帝国主义”这一话题。的确,经济学工具以其强大的功能正在被广泛运用到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和人类学等领域。但我们应该注意到,经济学只是为这些原来被其他学科的专家所关心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而并非意图重新划分学科版图。因此,这比我们国内所讨论的“大统计”、“大会计”要有意义的多。另外,在运用经济学方法的同时,学者们并未忘记吸收其它学科的研究优势。例如经济社会学在研究中借鉴了社会学家们所掌握的调查研究方法,而且在假设人的偏好稳定时,开始注意社会互动对人的偏好的影响。
现在,我们举两个例子,来看看经济学家是如何研究社会问题的。
问题一:婚姻契约与离婚率。现代社会的离婚率较以往有大幅度的提高,这部分是由于妇女在经济上越来越独立,并且社会福利制度与法律制度加强了对离异妇女,尤其是单亲家庭的经济援助。离婚率的上升不仅对家庭成员,特别是孩子造成影响(其中大部分是负面的);而且,涉及离婚的诉讼,尤其是财产分配问题,往往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贝克尔提出夫妻双方可以在结婚前订立一个婚姻契约,预先安排离婚时要处理的问题,其中包括财产问题,而这份契约就如同商业合伙人订立的合同一样有法律效力。
对于婚姻契约,支持者和反对者皆有。反对者认为订立婚姻契约使夫妻双方把未来离婚的事情考虑得很清楚,反而会增加离婚率。而研究表明,如果没有婚姻契约的话,太太为了防止离婚后经济的恶化,会继续在外面工作,生孩子的计划会往后顺延;但如果双方订立的婚姻契约的话,太太会比较有安全感,对职业的考虑会减少,孩子出生的会更早,这样反而会减少离婚的比例。我国的婚前财产公证正是这一政策建议在现实中的应用。
问题二:毒品的合法化。如果说上一个问题在现实中可以找到其合理性的印证的话,毒品合法化恐怕听上去真的很难让人接受。现在就让我们看看经济学家是怎么分析这个问题的。贝克尔类比美国曾经实行并随后废止的禁酒令,讨论了毒品的合法化问题。首先,毒品的买卖是由黑道分子把持的,而合法公司进入该市场会打破垄断,排挤非法公司,从而消除毒品业的暴力,保证吸毒者不会因吸食有质量问题的毒品而死亡;并且,毒品的合法化以及竞争的引入,会消除由于销售毒品而面临逮捕和受罚的可能并反映到毒品价格里的机会成本,由于贿赂执法者而增加的成本,由于垄断而增加的垄断利润,从而导致毒品价格的下降,使吸毒者不会因为经济状况的恶化沦为妓女、抢匪和渎职者;其次,毒品的合法化使得吸毒者不再会因为使用受感染的针头而得艾滋病;最后,同于对酗酒者的惩罚一样,对吸毒后危害公共安全的人也要处以重罚,对毒品销售要课税,但不应导致吸毒者经济状况的过分恶化。应该说,以上建议在先前的各种措施收效甚微的条件下,不失为一种可以尝试的途径。但客观的讲,毒品既是社会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没有哪个政治家会拿自己的前途作赌注,实施毒品的合法化。
有一点要说明的是,上述所谈的两个问题是经济学家们的研究成果,其中是有很多数学模型的,但在这里我们省略了这些技术上的东西。
在西方,像贝克尔这样的经济学家已经成为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而今天,经济学在中国也成为了一门显学,经济学家在社会发展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就要求经济学人不能仅代表资本讲话,搞懂“资本经济学”,更要有勇气代表群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讲话,弄通“穷人经济学”。现代经济学已经是一门成熟的科学,但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既有共性,又有个性,这就需要有更多的国内经济学者投身于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在这片曾经的“无人地带”,寻找出一条通往和谐社会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