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一辈子只想做儿子的小男人，有时候来不及做普降及时雨的护花神，他们只想得到女性的照顾，却无暇去照顾女性世界；而面对女人世界具有父亲角色的大男人，则比较容易扮演护花神的角色，因为他们时时有张开雄性的羽翼保护女性的本能。
　　贾宝玉正是在从小的生活环境中形成了强烈的“护花神情结”。他对生活中特别是婚姻中不如意的可爱女子有着强烈的爱怜之心，为此而牵动感情，是典型的“多情公子”。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典型。
　　他们或许不像贾宝玉那样风流倜傥，然而，这种情结却时时牵动着他们，使他们对可怜可爱的女人发出此起彼伏的叹惋，为她们的不平遭遇扼腕。他们常常可能做出类似贾宝玉的护花神举动，为他所怜爱的女子提供帮助。
　　认识“贾宝玉情结”，认识这种情结的一般性表现，特别是认识这种情结的典型表现，无疑是男人认识自己和女人认识男人的必要智慧。

 托尔斯泰情结
 
 

　　我们将目光转向举世公认的文学名著《安娜·卡列尼娜》。
　　正像这部作品的开篇引文“伸冤在我，我必报应”那样，托尔斯泰最初想描写的是一个堕落的女人，不爱家庭，没有责任感，为了情爱抛弃了丈夫和孩子，遭整个上流社会唾弃，最终因痛苦走向死亡。但作品问世之后，却被千千万万的读者称之为最美丽的爱情故事，是同情女性、理解女性的伟大作品。

　　对于这部俄罗斯名著所包含的社会学、文学及美学意义，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论述。今天，我们只想指出一个不为人所注意的“托尔斯泰情结”。
　　我们知道，在《安娜·卡列尼娜》这部书中存在着两个男主人公，渥伦斯基和列文，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托尔斯泰将自己一分为二构成的：渥伦斯基代表他人性的一面；列文代表他人性的另一面。
　　当他分别用这两面面对安娜和吉蒂时，这里隐含的一层意义，是作者的爱情婚姻观念：他把安娜当做自己真正对之有情欲的爱人，而把吉蒂当做名正言顺的妻子。在面对安娜这样的女人时，作者是一个充满情欲、追求享受的野性男人；在面对吉蒂时，他是一个要装模作样地生存在社会的规矩男人。
　　正是用安娜和吉蒂这两个女性与渥伦斯基、列文也即作者人格的两面性对应，表达出了托尔斯泰完整的爱情婚姻观。他要找一个纯洁的、被社会所认可的女人做妻子。然而，真正的爱情只能与充满性感刺激和女性魅力的人共享。有关这个女人的名声、名分是无关紧要的。也许这种名声、名分上的不名正言顺，恰恰刺激着他的情欲。
　　安娜死了，这或许是现实主义的力量，是生活本身的安排，在小说中，这个安排或许是顺理成章的自然逻辑。
　　然而，我们仍要说，是潜意识决定着一切。当托尔斯泰安排安娜的死亡结局时，不过表明了作者在潜意识中对安娜这类女性的态度，安娜只能死。
　　正是安娜的死，使渥伦斯基产生了忏悔。在这里，与其说是渥伦斯基产生了忏悔，不如说托尔斯泰产生了忏悔。
　　在托尔斯泰将安娜的命运做了这样的安排之后，作者这一忏悔的潜意识就像图画般展现出来。当安娜在想像中手举蜡烛朦胧走过什么画面的时候，当安娜绝望地卧向铁轨时，作品流露出了作者对女人的深刻忏悔情结。
　　这一情结在他的另一部文学名著《复活》中以更加完整的方式表现出来：《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依然可以看做托尔斯泰的化身。
　　在《复活》中，依然是一个堕落的女人，依然是一个忏悔的男人。男人之所以忏悔，是因为女人的堕落与他有关，正如《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之死亡与渥伦斯基有关一样。
　　正是在《安娜·卡列尼娜》与《复活》的联系对应中，我们看到了托尔斯泰完整的爱情观和婚姻观。
　　在《复活》中，聂赫留朵夫最终未能与玛斯洛娃结婚，也表明了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同样的婚姻观：作为上流社会的体面男人，他只能娶吉蒂为妻；但作为一个有着热烈爱欲的男人，他渴望着安娜和贪恋着玛斯洛娃。然而，这种激情会毁了一个体面男人的身家事业。故事最终只能以女性的毁灭或者牺牲为结束；在接受了这个牺牲之后，男人献出自己的忏悔。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为自己对女性的忏悔写作是托尔斯泰伟大的创作动力之一。这个忏悔又与他深刻、矛盾的婚姻家庭观相联系，他要名正言顺的妻子，却渴望充满情欲和刺激的情人。
　　这一情结其实与中国的《红楼梦》中贾宝玉对薛宝钗、林黛玉、袭人的关系如出一辙。在《红楼梦》的爱情演绎中，终于是宝玉和宝钗成婚，这表明了正统婚姻观念在《红楼梦》中的胜利。同样，在《红楼梦》中，让林黛玉作为精神的爱人为他而死，让袭人作为肉体的情欲为他牺牲。
　　贾宝玉对女人的怜爱其实也包含着忏悔。在某种意义上，《红楼梦》也是曹雪芹对女性忏悔心理自然流露的文学作品。
　　当我们用这样的眼光俯瞰伟大的托尔斯泰时，就会清楚地看到在其众多作品中都潜含着的一个基本情结，也便看到了托尔斯泰所处的社会在爱情婚姻上的巨大矛盾──真实情感和顾及利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