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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癫与文明》福柯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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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漂泊不定的失业者。在1606年最高法院的一项法令中,命令在广场上鞭打乞丐,在胳膊上打上烙印,剪短头发,然后将其逐出该城。为防止他们倒流,1607年的法令规定,在该城各城关设立弓箭手队,禁止贫民入城。由于发生了三十年战争(1618一1648年),经济复兴的成效部丧失了,行乞和游手好闲问题重新出现。直至该世纪中期,由于捐税不断增加,生产受到阻滞,失业愈益严重。在这个时期,巴黎、里昂和鲁昂先后于1621年、1652年和1639年爆发起义。与此同时,由于出现新的经济结构,原有的劳工社会瓦解一7;随着大工场的发展,行会的权力和权利日益丧失,“总法规”禁止一切工人集会、同盟和“协会”。但是,在许多行业里,行会还是重新组建起来。它们受到起诉,但各地的最高法院似乎不以为然。诺曼底的最高法院就拒绝审判鲁昂的暴动者。无疑,这就是为什么教会出面干涉和指控工人的秘密巫术集会的缘故。索邦神学院于1655年颁布一项命令,宣布所有参加这类邪恶团体的人均犯有“渎圣罪和永罚罪”。
在严厉的教会与宽容的最高法院之间的无声较量中,总医院的创立当然是最高法院的一个胜利,至少在开始时是这样。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新的解决办法。纯粹消极的排斥手段第一次被禁闭手段所取代;失业者不再被驱逐、被惩办;有人对他们负起责任了,国家承担了负担,但他们以付出个人自由为代价。在他们和社会之间建立起一种不言自明的义务体系:他们有被赡养的权利,但是他们必须接受禁闭对肉体和道德的束缚。
1657年qZJ的敕令所针对的正是这样一批不加区别的人:一群没有生活来源、没有社会归宿的人、一个被新的经济发展所排斥而漂泊不定的阶层。该法令在签发后不到两个星期便在各街巷宣读。其中第九条规定:“我们明确禁止一切人(不论其性别、年龄、籍贯、出身,不论其身体状况,即不论健壮或伤残、患病或正在康复、病情能否医治)在巴黎市区或郊区行乞。无论在教堂内外或居民门前、在街上或其他任何地方,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无论在白天还是黑夜,行乞均受禁止。……初犯者处以鞭刑,再犯者男性处以划船苦役,女性予以驱逐。”一年后,在1657年5月13日(星期日),皮梯耶的圣路易教堂举行圣灵大弥撒。翌日上午,民兵开始搜捕乞丐,把他们赶进总医院各机构。在关于大恐怖的神话中,民兵被描绘成“总医院的弓箭手”。四年后,萨尔佩特利耶尔收容着1460名妇孺;皮梯耶收容着17岁的男孩98人、女孩897人以及95名妇女;比塞特尔收容着1615名成年男子;萨翁涅利收容着8—13岁的男孩305人;西比昂收容着530名孕妇、哺乳期妇女及婴儿。最初,有配偶者即使有困难也不准许被收容。管理部门受命向他们提供救济,让他们留在家中。但是,不久,根据马扎然(Mazarin)(13的特许令,他们可以住进萨尔佩特利耶尔了。总计起来,共有五千到六千人被收容。
在全欧洲,至少在最初,禁闭都有相同的意义。它是应付17世纪波及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所采取的措施中的一项。这场危机导致了工资锐减、失业、通货紧缺。这些现象的同时发生很可能是西班牙的一次经济危机造成的。甚至在西欧国家中最为疏远的英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尽管采取了各种措施来避免失业和减薪,贫困依然在英国蔓延。1806年出现了一个题为《为穷人而悲鸣》的小册子。据认为,它出自德克(Thomas
Dekker)之手。书中强调上述危险,指责公众的漠视态度:“尽管穷人的数量日渐增多,但各方面还在给他们雪上加霜;……许多教区开始关注自己教区的穷人,甚至包括那些强壮的劳力,因为他们将失去工作,……将为了生存而去行乞、偷窃。这个国家正不幸地受到他们的骚扰。”该文担心他们将充斥整个国家,因为他们不能像在欧洲大陆上那样穿越国境进入其他国家。因此该文建议将他们“驱逐和运往纽芬兰以及东、西印度群岛”。1630年,英国国王设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严格执行“贫民法”。同年,该委员会发布了一系列“命令和指示”。它建议起诉乞丐、流浪汉以及一切以游手好闲为生而不为合理的工资工作的人、在小酒馆中胡乱度日的人,依法惩治他们,将他们投入教养院。它要求调查那些携妇挈幼者,查清他们是否举行过婚礼,其子女是否受过洗礼,“因为这些人像野蛮人那样生活,不履行婚礼、葬礼和洗礼。正是这种放肆的自由使许多人乐于流浪。”尽管在该世纪中期英国的经济已开始复苏,但是在克伦威尔门口时代问题仍没有解决。伦敦市长抱怨说:“这些寄生虫成群结伙地出现在这个城市中,骚扰公共秩序、袭击马车、在教堂和私人住宅门前大喊大叫,要求施舍。”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教养院或总医院都被用于收容失业者、懒汉和流民。每当危机发生、贫民数量激增时,这些禁闭所都至少暂时地重新具有最初的经济意义。在18世纪中期,又发生了一次大危机。当时鲁昂和图尔各有一万二千名工人靠行乞为生。里昂的制造业纷纷倒闭。“统领巴黎省和各地法院的”阿尔让松伯爵(Count
d’Argenson)下令“逮捕王国内的所有乞丐;在巴黎进行搜捕的同时,各地法院在农村执行这一任务,以使他们陷入天罗地网,绝无返回巴黎的可能。”。
然而,在这些危机之外的时期,禁闭获得另外一种意义。它的压迫功能与一种新的用途结合起来。其功能不再仅仅是禁闭不工作的人,而且还包括给被禁闭者提供工作,使他们对民族繁荣做些贡献。这种周期性功能是很明显的:在就业充分和工资高涨时期,它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在失业严重时期,它收容了游手好闲者,发挥了防范骚扰和起义的社会保护作用。我们不应忘记,英国的第一批禁闭所出现在最工业化的地区:伍斯特、诺里奇和布里斯托尔;法国的第一个总医院是在里昂开设的,早于巴黎总医院40年;汉堡是德国第一个设立了自己的Zuchthaus(监狱)的城市(1620年)。汉堡监狱于1622年颁布的规章是相当严格的。所有的囚徒都必须工作。对他们的工作价值有精确的记录,按其价值的四分之一给他们付酬。因为工作不仅仅是一种消磨时间的手段,所以它必须是一项生产活动。监狱的八名监理制定一个总计划。工头为每个人分派一项工作,并在周末检查完成情况。这种劳动规章直到18世纪末一直生效,因为霍华德依然看到他们“在编织和纺织,在织袜子、亚麻布、粗毛物和呢绒,在切洋苏木和鹿茸。每个壮汉每日切碎洋苏木的定额是45磅。一些人和马围着一架漂洗机干活。那里还有一个铁匠在不停地干活。”德国的各禁闭所都有各自的专业:不来梅、不伦瑞克、慕尼黑、布雷斯劳和柏林的禁闭所以纺纱为主,汉诺威的禁闭所以织布为主。在不来梅和汉堡,囚徒切碎洋苏木。在纽伦堡,囚徒打磨光学玻璃。在海因兹,主要工作是磨面。
英国的第一批教养院是在一次全面经济衰退时期开设的。1610年的法令仅建议所有的教养院应附设磨坊和织布、梳毛工作间,以使这些吃救济的人有卡可做。但是在1651年以后,因航海条例的实行和商业贴现率的下降,经济形势恢复正常,原来的道德要求就变为经济策略。所有的强壮劳力都被用于实现最大的效益,即部被最便宜地加以利用。当凯里制定布里斯托尔劳动院的方案时,首先提出工作的必要性:“男女贫民……可以用于剥大麻纤维、流纺亚麻、梳理羊毛或棉花。”在历斯特劳动院,他们生产棉布和呢绒,另外还有一个童工工作司。这一切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有人建议,劳动院可以加入当地的工业和市场,理由是其低廉的产品会对销售价格有制约的作用。但是制造商们提出抗议。笛福(Daniel
Defoe)注意到,由于劳动院有强大的竞争力,结果是打着在一个领域里制止贫困的幌子在另一个领域里造成贫困:“这是在剥夺一部分人而给了另一部分人,是在诚实者的工作岗位上安排了一个懒汉,是在迫使勤奋者惶惶然地寻找其他工作来维持家庭。”面对这种竞争的危险,当局便让这种劳动逐渐消亡。靠救济金生活的人甚至再也不能挣到足以维生的报酬;而且常常有必要把他们投入监狱,这样他们至少有免费的口粮。至于感化院的情况,正如霍华德所目睹的,在那里几乎“不干活,或无活可干。囚犯既无工具又无原料,仅仅在懒散、粗野和放荡中打发时间。”
当巴黎总医院创立时,其意图首先是制止行乞,而不是给被拘留者提供某种职业。但是,科尔伯似乎与当时某些英国人一样,把劳动自救视为一项消除失业的措施和一种对制造业发展的刺激。在外省,监理们都以为慈善院有某种经济意义。“凡是有劳动能力的穷人都必须在工作日干活。这样才能避免万恶之源——游手好闲,同时也使他们习惯于诚实的劳动,并能挣得维持生活的一部分衣食。”
有时候,甚至做出某些安排,允许私人企业家使用收容院的人力来为他们牟利。譬如,根据1708年的一项协议,某企业家应向蒂勒的慈善院提供羊毛、肥皂和煤,而该院则以梳纺好的羊毛作为回报。其利润由该企业家和该院分享。在巴黎,人们甚至几次试图把总医院的建筑改造成工厂。如果1790年的一部匿名《回忆录》的内容属实的话,那么,在皮梯耶,曾经试着生产“各种能向首都提供的产品”;最后,“万般无奈,只得生产成本最低的一种花边绦带”。在其他地方,这种努力也同样很少收到成效。在比塞特尔曾做了各种尝试:生产细线和粗绳,磨光镜面等。尤其著名的是1781年尝试的“大井”,即用囚徒代替马来车水,几组囚徒从早晨五点轮流干到晚上八点。“人们出于什么理由决定安排这种不可思议的工作?是为了节约还是仅仅为了让囚徒忙碌?如果出于后一种考虑,让他们从事既有益于他们又有益于医院的工作不是更好吗?如果是为了节约,我们难以理解。”在整个18世纪,科尔伯想赋予总医院的那种经济意义愈益减弱了。这个强制劳动中心日益变为游手好闲的特权场所。大革命时期的人会一再质问:“是什么造成了比塞特尔的混乱?”他们也会提供17世纪已经给出的答案:“是游手好闲。消除它的手段是什么?是工作。”
古典时期以一种含混的态度来使用禁闭,使其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它被用于吸收失业,至少消除其最明显的社会后果。另一方面,在成本可能变得太高时,它被用于控制成本。也就是说,它对劳动力市场和生产成本交替发生作用。但是,从结果上看,禁闭所似乎并不能有效地发挥人们所期待的双重作用。如果它们吸收了失业者,这主要是为了掩盖他们的贫困,以避免造成恶劣的社会或政治后果的骚动。但是当失业者被赶进强制劳动车间时,邻近地区或类似地区的失业就会激增。至于对生产成本的影响也只能是虚假的,因为按照禁闭本身的费用来计算,这种产品的市场价格与制造成本是不成比例的。
如果单纯按照禁闭所的实用价值来衡量,那么禁闭所的创立应视为一种失败。在19世纪初,作为穷人收容中心和穷人监狱,它们在欧洲普遍消失了。这就证明了它们的彻底失败,表明它们是工业化初期很笨拙地提出的一种暂时性的、无效的救治措施和社会防范措施。然而,正是在这种失败中,古典时期进行了一项不可约减的实验。今天看来是某种生产与成本的拙劣的辩证关系,在当时则具有其现实意义,即包括着某种劳动伦理意识。在这种意识中,经济机制的困境变得无足轻重,反而有利于肯定某种价值。
在工业世界的这个最初阶段,劳动似乎同它将引起的问题毫无关联;相反,它被视为一种消除各种贫困的通用办法,一剂万应灵药。劳动和贫困被置于一种简单的对立关系和反比例关系中。按照古典时期的解释,劳动所具有的消除贫困的力量和特点,与其说是源于其生产能力,不如说更多地源于某种道德魅力。劳动的效力之所以被承认,是因为它以某种道德升华为基础。自从人类堕落以后,人类就把劳动视为一种苦修,指望它具有赎罪的力量。不是某种自然法则,而是某种诅咒的效力迫使人们劳动。如果人类游手好闲,致使大地沉睡不醒、不结果实,那么大地是没有罪过的。“土地没有罪过。如果它受到咒骂,那是耕作它的堕落的人造成的。除非投入力量和持续不断地劳动,否则不可能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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