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五月，弗洛伊德度过了最难忘的八十岁寿辰。弗洛伊德在家中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宴会。接着，在连续六个星期中，他收到了从世界各地寄来的贺信和发来的贺电。他的朋友们，其中包括托马斯·曼、罗曼·罗兰、朱利斯·罗曼、威尔斯、维吉尼亚·吴尔夫、史迪凡·茨威格等人，都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

　　最使弗洛伊德高兴的是爱因斯坦寄来的贺信。下面是爱因斯坦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一日自美国普林斯顿寄来的信的部分内容：

　　尊敬的弗洛伊德先生：

　　我感到很高兴的是，我们这一代有机会向你这位最伟大的导师表示敬意和祝贺。毫无疑问，你已经轻而易举地使那些具有怀疑思想的普通人获得一个独立的判断。迄今为止，我只能崇奉你的素有教养的思想的思辨力量，以及这一思想给这个时代的世界观所带来的巨大影响……

　　爱因斯坦向弗洛伊德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和最崇高的敬意。最后，在信的附注中，爱因斯坦说他的这封信不值得给予回复，希望不要过多占有弗洛伊德的宝贵时间。

　　弗洛伊德为爱因斯坦的信所感动，他终于决定回复爱因斯坦，表示对他的衷心感谢。弗洛伊德在给爱因斯坦的回信中说：

　　尊敬的爱因斯坦先生：

　　你不让我给你回信的愿望落空了。我实在得必须告诉你，当我收到你那非常善良的信，听到你的判断的演变过程……的时候，我是非常高兴的。当然，我始终都知道，你之所以“仰慕”我，仅仅是出于礼貌关系以及对我的学说的某种信赖；尽管我自己经常反问自己，你对这些学说所仰慕的究竟是其中的哪些内容，假定我的学说不正确的话——也就是说，假定它并不包含许多真理的话。顺便说一下，难道你不认为，如果我的学说包含了相当大的错误成分的话，对我来说就会得到比现在更好的待遇吗？你比我年轻得多，所以，在我的“继承人”当中定会有人在你到达我的岁数时对你作出评价。我是不会知道这些事情的，所以，我只好现在提前为此而高兴……”

　　这两位巨人之间的相互关怀和敬仰以及双方表达出来的谦虚精神，是他们的崇高品质的自然流露，也是那个历史时代的产物。他们都受到了法西斯黑暗势力的迫害，他们需要相互支持和同情。

　　四月三十日，弗洛伊德因病情严重不得不离家前往奥尔斯贝格疗养院，在那里，他又动了几次手术。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一日，德国法西斯入侵奥地利。弗洛伊德难免要遭受所有的犹太人的厄运——他要象他的祖先世世代代所走过的流浪道路那样，离乡背井、流离颠沛。不同的是，弗洛伊德这次流亡生活是作为一个被法西斯迫害的知名人士的身分进行的；而且，弗洛伊德的未来流亡地恰恰是他自幼年以来梦寐以求要去的地方——英国。

　　德军入侵后不到五天，钟斯为了营救弗洛伊德，亲自飞往维也纳。到达维也纳后，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同钟斯接触，安娜首先请钟斯去交涉国际精神分析学出版社的财产处理问题。钟斯出面解决这个问题，为的是给德国人一个印象：出版社的财产是国际性的。

　　当钟斯前往出版社时，德国的武装人员荷枪实弹地占领着这个地方。钟斯看到弗洛伊德的儿子马丁已被武装监禁，当钟斯开口说话时，德国武装人员竟然也宣布钟斯“已被捕”，不许钟斯自由行动。只是在钟斯表示自己的国籍并要求与英国大使馆联系时，钟斯才被释放。钟斯从出版社出来以后，径直前往弗洛伊德的寓所。

　　在弗洛伊德寓所，他俩亲切地交谈，正如钟斯所担心的那样，弗洛伊德决心留在维也纳。钟斯怀着由衷的敬意和无限的关怀，恳求弗洛伊德赶快离开维也纳。钟斯说：“在这个世界上，你并不是孤立的。你的生命对许多人来说是很珍贵的。”弗洛伊德叹了一口气说：“我只是一个人罢了。啊，如果我是独自一个人的话，我老早就报销了。”钟斯进行苦口婆心的劝说，终于使他同意离开维也纳。

　　接着，钟斯前往英国，希望英国政府同意弗洛伊德入境，英国政府表示欢迎。

　　同时，为了使纳粹政府同意让弗洛伊德出境，钟斯又同美驻法大使布利德联系。布利德本来就认识弗洛伊德，所以，他热情地进行活动。由于布利德与美国罗斯福总统的私人感情很好，很快地取得了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一方面，罗斯福通过国务卿命令美国驻维也纳临时代办维利先生尽全力帮助弗洛伊德离开维也纳；另一方面，布利德在巴黎直接警告德国驻法大使，不许迫害弗洛伊德。

　　经过这一系例的努力，纳粹终于同意弗洛伊德出境。在弗洛伊德出境前，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决定让所有的学会成员离开维也纳。

　　弗洛伊德临走以前，安娜和玛丽·波拿巴特清理了弗洛伊德家中的一切文件；把一切没有价值的文件都烧毁了。弗洛伊德在临走前，写信给在伦敦的儿子厄纳斯特：“在这黑暗的日子里，我们的面前只有两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同大家生活在一起和在自由中死去。”

　　一九三八年六月四日，弗洛伊德同妻子、女儿安娜及两个女佣人离开了居住了七十九年的城市——维也纳。当弗洛伊德离开这个城市的时候，他的心情是很沉痛的。他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无话可说，他只有默默地在心中说：“再见，维也纳！”他知道，这一去是不会复返的了。

　　路过巴黎时，弗洛伊德一家人在玛丽·波拿巴特的家中度过了六小时最难忘和最美好的时刻。玛丽·波拿巴特告诉弗洛伊德，他的存金全部被保护下来。玛丽·波拿巴特把弗洛伊德的存金转到希腊驻维也纳大使馆，然后由大使馆寄给希腊国王，再由国王转运到希腊驻英国大使馆。

　　到达伦敦以后，弗洛伊德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在从车站前往寓所的途中，弗洛伊德在乘车上指手划脚地竟做起他太太的“导游”来了——其实，弗洛伊德对伦敦的建筑物、街道并不熟悉，他只是在启程前反复地翻阅了伦敦市区地图。由于他过于兴奋，他禁不住在车上就活跃起未了。显然，弗洛伊德的心情是愉快的。他从一个法西斯统治地区中解放出来，终于使自己找到了一个安全的归宿地。周围的朋友都很热情地帮助他。

　　钟斯为弗洛伊德租到一间位于埃勒斯沃西街的房屋。弗洛伊德对这个新住所感到很满意。花园、樱草色的大厅和舒适的卧室，都使他感到清新。他来到这个新环境以后，仿佛忘记了自己是八十二岁的病人。

　　尤其使他高兴的是，在英国的朋友纷纷前来拜访、礼贺他。英国的精神分析专家们、著名的科学家们、犹太人协会的代表都热情地接踵而来，慰问他。伦敦的报刊热情地报道了弗洛伊德到达伦敦的消息。

　　他刚刚到达伦敦不久，美国克利夫兰市以“全体市民”的名义打来电报，邀请弗洛伊德去那里安家。

　　弗洛伊德还收到了许许多多陌生人的贺信。这尤其使弗洛伊德感到兴奋，他真正地体会到自己并非孤立的。

　　但是，弗洛伊德并没有忘怀自己的祖国；他想念着维也纳。他写信给艾丁根说：“获得解放的胜利心情是同忧伤交错在一起的，因为我始终热爱着那所我刚刚从那里被释放的监狱。”每当他想起维也纳的时候，他虽然也可以回忆到许多发生在那里的不愉快的往事，但同时也使他又一次留恋地想起自己与父母、子女在那里共度的天伦之乐，想起与同事们一起钻研人类精神领域的奥秘的情景。这一切都过去了！啊，可恶的法西斯！它不仅夺去了弗洛伊德及千千万万善良的人们的家庭，也夺去他们的自由生活，夺去了他们的事业。

　　对法西斯的仇恨，又使弗洛伊德回到了现实。他懂得今后应该怎样生活，他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和无数新人们。

　　不久，弗洛伊德迁人更美丽的新寓所——马勒斯费尔特公园道的一所房子，他对这间新房子非常满意。他尽可能用更多的时间在安静的花园里散步，欣赏着大自然的一切。这时候，他的疾病又恶化，他在伦敦作了一次自一九二三年以来最大的手术。值得欣慰的是，他能在这舒适的环境中养病，使他手术后能很快地恢复精力。

　　一九三八年秋天，他在家里接待了几位高贵的客人：英国著名作家威尔斯、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生物化学家和犹太人著名人士魏斯曼。

　　马林诺夫斯基教授愉快地告诉他说：“英国社会科学院在六月七日做出了一项决议，对弗洛伊德的来到表示热烈的欢迎。”

　　六月二十三日，英国国王亲自访问弗洛伊德。英国皇家学会的三名秘书阿尔伯特·施瓦特爵士、赫尔教授和克里费斯·达维斯带来了英国皇家学会自一六六零年创立以来代代相传的珍贵纪念册，请弗洛伊德在纪念册上签名。当弗洛伊德签名的时候，他的激动心情使他的手颤抖不已；他知道就在这个纪念册上，有伟大的科学家伊萨克·牛顿和查理斯·达尔文的签名。

　　七月十九日，斯蒂凡·茨威格陪同西班牙画家萨尔瓦多·达利来访。达利是西班牙著名的现代画家，他早就崇奉弗洛伊德，特别是很爱读他写的那本《梦的解析》。达利和其他超现实主义画家一样，以潜意识的活动作为构思线索。达利的名画《记忆的残痕》表现了活生生的原始记忆原料在心理深处的状态，使人感到记忆残痕的新鲜性和生动性。这次访问弗洛伊德，是达利多年前的宿愿。达利为弗洛伊德画了一幅素描画。这幅画以超现实主义的风格，把弗洛伊德的头盖骨想象成一只蜗牛壳的残痕！达利曾把这次难忘的会见写进他的《自传》中，并附上两幅他自己绘制的画面。

　　第二天，弗洛伊德写信给斯蒂凡·茨威格说：“我的确感谢你为我带来了昨天的访问者。因为在这以前我一直认为，那些把我当成崇拜偶像的超现实主义者们是纯粹的傻瓜（我可以说他们起码象百分之九十五的酒精那样，百分之九十五是傻瓜！）。但那位年轻的西班牙人以其敏锐的目光和不容置疑的技巧改变了我以往的看法。如果仔细地研究他构思和绘制那幅素描画的过程，一定是非常有意义的。”

　　八月一日，国家精神分析学会第十五届大会（也是弗洛伊德生前的最后一次大会）在巴黎召开。大会剧烈地争论了关于非专业性的精神分析工作的问题，大会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欧洲委员会的成员们到弗洛伊德的家座谈，直接听取弗洛伊德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们忠实地接受了弗洛伊德的观点，使得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分歧的欧美两大陆的精神分析学家终于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弗洛伊德继续发挥他的全部精力，终于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写完了《摩西与一神教》的最后一部分文稿。但可惜，他已经不能完成《精神分析学概要》。他还很谦虚地说，他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时时为自己没有创新的思想、不得不重复以往的观点而惭愧。

　　一九三九年二月，弗洛伊德的下颚癌已经发展到无可挽救的阶段。英国医学界尽全力给予医治，并请巴黎“居里研究院”的放射线专家们用放射性物质进行治疗，但已经无济于事。

　　弗洛伊德发现自己的死期已经临近，他最急切的期望是能在自己去世前见到《摩西与一神教》的英文版。钟斯夫人正夜以继日地赶译这本书。结果，一九三九年三月，该书英文版终于出版了。

　　八月，弗洛伊德的病情迅速恶化，以致使他难以进食。他最后阅读的一本书，是巴尔扎克的《驴皮记》。弗洛伊德说：“这本书正好适合于我，它所谈的就是饥饿。”

　　九月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