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的青春期的孩子的心理治疗案例

时间：2025-11-22 20:03:30 来源：作者：

门铃响的时候，我正准备泡第三杯茶。已经是晚上九点半了，我知道，门外站着的，一定是一对被逼到绝路的父母。
打开门，果然是李先生和王女士。两个人都像是被抽走了骨头，四十多岁的人，眼窝深陷，脸上写满了疲惫和一种我太熟悉的——羞耻。王女士的手不自觉地护在手臂上，即使隔着夏天的薄衫，我也能想象到那下面可能还残留着青紫。
“夏老师，不好意思，这么晚……”李先生的声音沙哑，像砂纸磨过木头。
我点点头，把他们让进咨询室。空气里没有多余的寒暄，他们坐下后，是长久的沉默。最后，还是王女士先开了口，声音发颤：“夏老师，我们……我们是被儿子打来的。”
这句话像一块石头，砸在安静的空气里。我没有表现出惊讶，只是把纸巾盒往他们面前推了推，轻轻“嗯”了一声，示意他们继续。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听到了一个典型的“爱之深，恨之切”的故事。他们的儿子小杰，17岁，曾经是他们的骄傲。从小成绩优异，听话懂事，是“别人家的孩子”。直到高二，一次关键的模拟考失利，从年级前五十掉到了三百名开外。
从那天起，这个家就变了。
“我就是想不通，”李先生攥着拳头，指节发白，“我们给他提供了最好的条件，他怎么就掉链子了呢？我就说他几句，‘你怎么这么没用’‘你对得起谁啊’……”
王女士在一旁抹眼泪：“我总跟他说，没事的儿子，下次努力就好。可他爸一骂，他就把自己锁在屋里。饭也不吃，话也不说。后来，我们一说学习，他就摔东西。再后来……”
再后来，就是上周。李先生因为小杰又在打游戏，一把拔掉了路由器。那个曾经温顺的少年，像一头被激怒的兽，从椅子上跳起来，一把将他推到墙上，拳头挥了过去。王女士冲上去拦，被儿子一把推开，撞在了门框上。
“他眼睛都是红的，”王女士说这话时，身体还在发抖，“我看着那个眼神，觉得那不是我儿子，是个怪物。”
我静静地听着，心里却在勾勒另一个画面。一个在“你必须是第一名”的咒语下长大的孩子，他的自我价值，完全建立在分数这个脆弱的基石上。当基石崩塌，他整个人就塌了。而父母的“关心”，在他听来，只剩下“你怎么还不变好”的催促和指责。那不是爱，是审判。
“我明白你们的痛苦和恐惧了，”我看着他们，一字一句地说，“但在我们讨论‘怎么办’之前，我想请你们做一件事。”
他们抬起头，眼里有困惑。
“忘掉‘儿子’这两个字，”我说，“现在，你们面前坐着的，是一个17岁的‘敌人’。一个非常强大，让你们感到害怕的敌人。你们用尽了所有过去的方法——讲道理、骂、关心、哀求——全都失败了。现在，你们需要投降。”
“投降？”李先生的声音陡然拔高，“我向他投降？我养他这么大！”
“对，投降。”我毫不退让，“不是投降于他的暴力，而是投降于你们过去的‘战争模式’。你们越想控制他，他就越失控。你们是消防员，却总在往火里浇油。现在，第一步是停火。”
我给他们布置了一个听起来匪夷所思的任务：回家后，写一封信给小杰。信里不能有指责，不能有说教，不能有“你应该”。只有三件事：
1. 描述你们看到他痛苦时的感受（比如：看到你把自己关起来，我们很难过，很害怕）。
2. 为你们曾经伤害过他的话道歉（比如：爸爸说‘你没用’，那是一句混账话，他错了）。
3. 告诉他，你们决定不再管他了，以后的人生，他自己负责。
李先生的表情像吞了一只苍蝇。王女士则是一脸茫然：“这……有用吗？”
“这不是为了有用，”我说，“这是为了让你们自己先活过来。也是为了让他知道，家里不再有审判官了。”
他们将信将疑地走了。
第二次咨询，是一周后。两个人看起来状态好了些，至少，那种绝望的紧绷感松动了。
“信……我们写了，放在他桌上了。”王女士说，“他看完就撕了，什么也没说。”
“然后呢？”
“然后……就没然后了。”李先生补充道，“这两天，他没再摔东西，我们也没敢再提学习。家里……安静得吓人。”
“安静是好事，”我笑了笑，“说明炮火停了。现在，我们得建一个‘停战区’。从今天起，家里不准谈学习，不准谈未来。你们就当他是个租客，一个你们很关心但又不敢打扰的租客。你们只做一件事：给他做好饭，然后说‘小杰，吃饭了’。他吃不吃，你们别管。”
这听起来像是一种消极怠工，但我知道，对于一个被高压控制了十几年的孩子来说，“不被控制”才是唯一的解药。他的暴力，是求救的呐喊，也是对窒息环境的终极反抗。你只有把房顶掀开，他才能呼吸。
第三次咨询，李先生一个人来的。他坐下的第一句话是：“夏老师，他昨天……跟我说话了。”
我心里一动，没有出声，等他继续。
“我下班回家，他居然在客厅。我没敢看他，就去厨房。结果他问我，‘晚上吃什么？’我当时就愣住了，半天说不出话。他就站在那儿，等我的回答。”
“那你怎么回答的？”
“我说……‘你想吃点什么？我去做。’”李先生说到这里，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眼圈红了。“夏老师，快一年了，他第一次主动问我话。不是要钱，不是顶嘴。”
我知道，那个坚硬的壳，终于裂开了一道缝。那个17岁的“敌人”，开始探出头来，看看外面的世界是否安全。
“他开始重新‘看见’你们了，”我告诉李先生，“因为你们也开始真正‘看见’他，而不是那个叫‘成绩’的幻影。”
那天之后，我没有再给李先生夫妇更多“技巧”。我只是陪着他们，处理他们的焦虑，安抚他们的挫败。他们偶尔还是会忍不住想关心儿子的成绩，每次都在我的咨询室里被按回去。
两个月后，我接到了王女士的电话。她的声音里带着一种久违的、轻松的喜悦。
“夏老师，小杰昨天自己把房门打开了。他跟我们说，他想复读，想找个补习班。我们没敢说好，也没敢说不好，就说‘好，你自己决定’。然后……然后他居然抱了抱我。”
电话那头，王女士哭了。是释放，也是重生。
我挂了电话，靠在椅子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知道，这个家最危险的时候已经过去了。那个用拳头保护自己的少年，终于放下了武器。因为他发现，家里不再有战场，只有两个愿意为他“投降”的，笨拙的，爱他的父母。
很多时候，治愈的开始，不是改变，而是停止。停止那些以爱为名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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